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运动,常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地區于1949年建立後一系列反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倡导实行自由、民主、人權、宪政的持續性政治運動。該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1953年梁漱溟在会议上质疑毛泽东。[1]
之后的民主运动有1976年的四五運動、1978-1979年的北京之春、1986-1987年的八六學潮、1989年的八九民運(六四事件)、2000年代初至今各種公民運動及維權活動,自六四事件後由於当局开始大力推行维稳,運動規模變得零散,但2022年末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曾爆發全國性的白紙運動。
背景
中华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于1912年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制政府,但由于北洋政府虚弱腐败以及民國軍閥混战,对地方并无发展现代化的能力;北伐成功后的國民政府又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民主化并未有效发展。[2]
1945年9月2日,大日本帝國舉行投降儀式並簽署降伏文書,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但第二次國共內戰緊接爆发。至1949年底,中國共產黨在国共内战中获胜,进而最终控制整个大陆地区並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臺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
1949-197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泽东長期執政,发起了反右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激进政治运动,大量中国人民受到政治迫害和非正常死亡[3]。据各方估计共造成4000万—8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4][5],亦有数千万人遭到批斗和迫害。其中,反右运动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并导致中国大陆进入了中共一党专政的时代[6][7]。
历史
四五運動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来逝世。“四人帮”等人以简化治丧礼仪为名,作出种种规定压制和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除了禁止自发的悼念活动外,「四人幫」還控制媒體,不准報導全國的悼念活動和指責周恩來,激起群众的强烈愤怒。[8][9]
4月4日(清明节),南京、郑州、杭州、西安等地都出现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高潮[8]。同日,北京民众不顾禁令,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演说、以诗歌悼念周恩来,广场上出现了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花山诗海”,最多时约有200万人[10][8]。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华国锋认为“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吴德认为“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政治局最后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影射攻击中央,个别非常恶毒,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说,会议决定从4日晚开始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得到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批准[11][12] 。
4月5日凌晨,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用许多卡车运走花圈,联合指挥部派人清场封锁天安门广场,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8]。上午,数万群众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下午,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被烧毁,一部分群众與民兵、警察、士兵发生严重冲突,并互相都有受伤[8]。晚上6时25分,吴德通过广播称:“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要求“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讲话在天安门广场反复播送,多数群众逐渐离开[8]。9时30分,一万多民兵、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集结待命,手持木棍、皮带,前往天安门广场清场,滞留在广场上的群众大部分被驱散,38人被捕[13][12]:2。
4月6日,天安门广场上已没有花圈,天安门广场持续戒严。当天《人民日报》發表社論《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澤東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14]4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听取了毛远新的汇报後,提议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8]。当晚,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兩個决议,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11]。
北京之春
1977年,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悼念周恩來的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紀念堂”工地围墙上。后来该围墙拆除了,人们就把大字报贴到了北京市西单38路公共汽车总站背后工地的围墙上,因此西单的那面墙壁迅速成为一种象征,被人们称作“民主墙”。一开始,大字报表达了人们对文革以来乱局的不满,之后发展到对时政的批评,最后进一步演变为独立民间社团的定期非正式刊物。[15]
1977年7月17日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代表鄧小平正式復出[16]。
1978年12月5日,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魏京生以「金生」為筆名貼出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17][18]。这份大字报中称现代化最关键的是将权力保持在劳动人民手中,但共产党被一些保守人物控制,人民必须通过一个漫长的和可能流血的斗争来推翻这些保守人物。
1979年1月8日,魏京生編輯出版了《探索》雜誌,並將這次運動命名為「北京之春」。這個名字源於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從那時起,自1978年秋季以來興起的在「西單民主牆」張貼大字報的行為被稱為「北京之春」。3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19]。3月29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的通告称:「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六条通告,禁止“妨碍交通的集会、游行”;“冲击党、政、军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造谣惑众,煽动闹事”;“拦截车辆,无票乘车”;“任意张贴和涂写标语、海报、大小字报”等活动。《通告》发出后,北京市公安局當日抓捕了魏京生和“中国人权同盟”对外联络人陈旅。10月16日,魏京生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18]
1993年,中国政府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和为了争取奥运会主办权,释放了一批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于9月14日获假释出狱。1994年2月,魏京生会见访问北京的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助理國務卿約翰·沙特克 (John Shattuck),4月1日,他被北京警方以“收容审查”名义关押。1995年11月21日魏京生被正式逮捕,12月13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和剥夺政治权利3年。[18]1997年11月16日,中国政府又为了争取奥运会主办权,将魏京生以“保外就医”名义直接押送机场流放到美国。[18]
改革開放初期
1978年12月18日-12月22日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邓小平取代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成為實際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理論[20][21],中國由此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期間,邓小平與胡耀邦等人主導了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糾正了國內因文革所造成的混亂局面。
改革開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中國的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過渡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2]。1980年,鄧小平推行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1984年10月,在農村的經濟改革取得成功之後,中國政府的經濟改革目標從農村轉到城市[23],不過在1986年,城市的經濟改革卻遇到了障礙。原有的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和黨政機構,在國家體改委推行簡政放權的情況下陽奉陰違,這樣的雙重決策嚴重影響了政府的行政效率。鄧小平認為,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必須同時進行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否則經濟體制改革就難以為繼。[24]
1986年上半年,邓小平重新提出政治體制改革[24],原因除了以經濟改革為目標,還顧慮到當時1970-80年代民主化浪潮和1980年代東方集團的民主化改革,對中國理論界研討政改問題產生了重要影響[22]。下半年,鄧小平多次提及政治體制改革,在國內掀起了政改研究熱潮[25]。9月,時任國務院總理赵紫阳被邓小平点名,主持政改方案的设计工作[24]。當時國內寬鬆的政治氣氛和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的衝擊下,激發了知識界和學生們的政治熱情,他們擁護政治改革,並以實際行動推動這場改革,把握發展民主的機會[26][25]。在年底的基層選舉中,許多學生要求舉行自由選舉,並自薦參加競選,然而選舉的諸多限制,和違反普選原則的一些做法,引起他們的極度不滿和憤怒[25]。12月4日,位於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長方励之在校内竞选西市区人大代表的演讲会上说:“我认为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27]。12月5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因不滿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問題,聯合其他高校共4,000餘名學生遊行爭取民主選舉,爆發了八六學潮[27]。學潮蔓延全國的城市,學生們要求加快民主化進程[28]。12月27日,中共保守派高層七人一起到鄧小平家裡,分析了學潮的嚴重性和危險性,將學潮的爆發歸咎為自由化知識分子煽動,以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縱容,認為胡耀邦應該為當前局勢負責[29]。鄧小平認為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是胡耀邦的重大失誤[30]。
1987年1月2日凌晨,政府釋放了全部被捕的北京學生,學潮徹底平息[28]。1月16日,胡耀邦因受到党内保守派的施压而被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请辞,由一致推選的趙紫陽代理[31];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1月28日正式开始[32],直到夏天才結束。
改革开放雖然使中國经济高速發展,但同時衍生不少的問題如官倒、腐败、特權、普世價值的衝擊、社會貧富差距和通貨膨脹等,使民眾强烈不滿[33]。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主席、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群眾對胡耀邦的紀念活動演變為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学生因政府無作為不回應而不愿退场以及絕食。在鄧小平和李鵬等中共保守派高層指揮下,6月3日-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天安门广场學生进行武力鎮壓清场,强制结束了近兩個月的示威,衝突導致數百至數萬名學生市民[34]和數十名解放軍死傷(至今仍沒有軍民死傷的確切統計數字)。事後,中國政府對參與示威的群眾展開大規模逮捕行動[35],其中北京市公安局在6月13日发表通缉令,通缉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高联/高自联)21名成员,他們被迫以政治避难或保外就醫等原因流亡海外[36];而赵紫阳等中共改革派被罷免,政治體制改革亦因而中止[24]。這是在國際間極具代表性與知名度的一場中國民主運動,至今仍然是中國大陸最敏感的話題[37]。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接任[38],翌年鄧小平再辭去國家軍委主席的職務正式退休,鄧小平時代結束。
1990年代
1998年6月,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訪華,一眾民運人士便開始筹建中國民主黨。最先組成的是「浙江省筹委会」,於6月25日由王有才、王东海、林辉出面在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其後北京、上海、山東、湖北、遼寧、四川等地先后成立筹委会。11月6日,徐文立連同北京其他四位異議人士查建國、高洪明、劉世遵和張暉等人,宣佈成立「中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籌備組」,由徐文立擔任總召集人,準備在21世紀初召開中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此事由于事先没有经过与其它地区充分协商,遭到反弹。11月9日,徐文立对外宣布「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成立,徐文立担任主席,查建国、高洪明、吕洪来担任副主席,使组党运动进入实质阶段。组党运动中,吕洪来放弃原承諾,第一个公开对实质性组党提出质疑,并为此于11月18日向国内组党人士发出“不主张在现阶段进行实质性的全国组党活动,不主张以反对党取代政治反对派,不主张以政党运动取代民主运动”的公开信。
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到訪时,表面上中国政府在這個時候未公开对組黨者展开行动,個別地方政府最初詢問過申请詳細資料。但在克林頓離開中國後,政府便對民主黨作出打壓,包括逮捕組黨人士。最高領導人江泽民对此非常关心,表示“近来有一个动向,就是国内外的敌对分子相互勾结,策划所谓‘合法组党’,或者打着什么别的旗号搞组党的政治图谋,实际上是想在中国搞出一个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反对党,最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的这种政治野心,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风吹草动,必须立即制止在萌芽状态,必须坚决彻底地粉碎他们的这种企图,切不可心慈手软。”[39]有数以百计的中国民主党成员被拘留、逮捕和判刑。
2000年代
2000年代後中國大陸貧富差距急劇擴大,貪污腐敗及環境污染等问题也成为国家难题,政府侵犯公民權利的事件时有发生,且對社會投入的資源较少、社會微觀管理能力较弱,導致國內民意不满,每年都会出现民众抗议性质的“群體性事件”。
然而,依托于中国大陸經濟相对稳定的发展以及中國大陸當局強大的維穩力量,虽然国内群体性事件多发,但民众对共產黨政權持普遍乐观看法[40]。
2008年12月8日,中國作家、人權活動家刘晓波发起并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并与300多名中国各界人士一同签署,该宪章于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60周年时发表。《零八宪章》以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的风格写成,主要是呼吁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41]。12月8日,刘晓波被警方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中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42]。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劉曉波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43]。
2010年代
2010年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以表彰他长期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国争取基本人权[44],劉曉波是首位獲得該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自2012年習近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來,當局不理會國際的反對聲音,進一步推行維穩措施打壓中國民主運動[45][46]。
2018年3月11日下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投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15时52分,大会主持人宣布宪法修正案通过[47]。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的连任限制,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規定[48],打破鄧小平1980年提出,寫入《八二憲法》的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
2020年代
香港曾經是中国政府實際治理区域中实行相對民主制度的地区。很多政黨與團體會在香港抗議示威,中國很多事件(如劉曉波入獄等)最先在香港舉行抗議,每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同日支聯會均舉辦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曾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動。但自2020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均以“COVID-19防疫”相关原因,不予批准纪念活动。[49]2020年6月30日《港区国安法》实施後,六四悼念活动和未經批准的遊行被視為違法,加上2021年支联会解散,香港的悼念活动已不復存在。
2022年,由于习近平的连任追求和清零政策,中国出现许多抗议事件。1月14日,有一位身穿西裝的男子在深圳罗湖口岸附近街头手持横幅标语,高呼“打倒习近平!反对修改宪法!”隨即一群警察將其按倒,西裝男子被按倒時還挣扎着呼喊,“如果习近平连任,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完了。”[50]10月13日(中共二十大召開前3天),發生北京四通桥抗议。10月23日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再次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开始第三任期[51],部分媒體認為,44年的改革開放結束。[52][53]11月底,因新疆嚴厲清零政策導致2022年新疆烏魯木齊高層住宅樓火災,民眾聚集街頭紀念並抗議,手持象徵言論自由的白紙,或揮舞國旗,訴求解封、復工、復產以及要求政府做出變革,引發全國性大規模抗議遊行的白紙運動。
2023年2月8日,湖北省武汉市退休人員因不滿政府推行醫保改革中減少每月個人賬戶補貼金額之政策,進而發起示威游行,2月15日,除了武汉,遼寧省大連市的退休人員亦發起示威。
2023年3月10日,習近平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連任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位任期超過兩屆的國家主席。
評價
支持观点
目前在中国大陸现行政治体制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幾乎是成为公务员必经之路。在大学期间,成为一名学生党员亦是常见现象。但实际上,现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并不意味着完全接受中共的政治理念。而这其中,部分人对于中国共产党部分的做法持有异议。而有些人甚至持反共立场。而对于不忠于中共理念的党员,多以两面人称呼。无论是学生党员或担任公职的党员,持有反共、反中思想者不在少數。党员公开表达反共情绪亦非个案,其中就有毕福剑酒桌唱戏事件以及任志强事件。香港《东方日报》认为,中共“两面人”的问题,不僅表明中共內部存在眾多的“隱性兩面人”,同時也表明不少人加入中共只为前途投机,甚至表示中共到底有多少“两面人”“只有神知道”。[54]
反对观点
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中国党政官方一直以“摸着石头过河”理论为基础,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现成道路,同时反对西方的政治模式,以及對中共內部的風險因素進行處理以反制。
- 《中国政治改革面临的困境及路径选择》一文写到:“对于执政者而言,他们要推动政治改革,必须对改革的风险进行评估,没有谁有决心去推动一项风险极大、不确定性很强的改革政策和措施。退一步讲,即便西方民主制度很好,也未必在中国就能推行,因为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搞了西方的民主,也并没有变得像西方那样政治廉洁、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从世界范围看,选择了西方民主制度,又能搞得比较好的国家,除了东亚的日本、韩國和新加坡,以及少数几个靠资源(例如石油资源)发展起来的国家(当然,未必所有这类国家运用西方民主制度都是成功的,成功的国家也有不是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几乎就没有了。而这几个国家搞的民主,与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也有很大的不同,都带有自身明显的痕迹。所以,在现有状况下,推动变革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可能性不大,渐进的改革是首要选择。”[55]
- 中國大陸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在赵紫阳逝世十周年(2015年)时发表社评,指“25年来中国按照赵和他智囊们在重大关头所反对的政治路线和哲学,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最敏感的问题,中国奉行‘不争论’政策,中国把行动和不断取得的成就作为了对那些问题的回答。”该评论还称未来修改这一评价的空间,很可能远远小于因时过境迁事情被淡化、人们更多记住一位老同志曾经所做好事的空间。[56]
- 从2017年開始,中共中央政府也越加重視和警惕國內政治圈子可能出現的政治兩面人問題,並展開壓制行動以加強國家集權[57],中纪委亦重視上述的政治兩面人問題[58]。 部分民運人士如王丹也憂慮中共對雙面人的反制也會削弱民主運動能夠獲得內部人士串連的可能 [59]。
- 2021年12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表示中國是民主國家。[60]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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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大的召开,和各项改革方案的提出,一开始民心还是比较顺的。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价格改革遇阻,政治改革也困难重重。经济虽然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但物价上涨幅度仍然较高;价格双轨制的漏洞、对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所滋生的腐败,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为人们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也让一些人产生了对民主发展的急进要求,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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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日起,戒严部队进驻北京各公安分局、派出所,“配合公安部门抓捕动乱、暴乱分子”。大逮捕行动开始了。被当局煽动起仇恨的军人,对被捕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大打出手,许多人受伤致残。天安门城楼旁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成为戒严部队临时大监狱,关押了大量在情场过程中和清场后拘捕的学生民众,每个人都遭到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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