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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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英語：Planned economy），又稱統制經濟或指令型經濟，是一種經濟體制，在這種體系下，生产、资源分配以及消费等各方面，都是根据经济计划进行的。「指令型经济」通常和计划经济用法相同，但是詳加區分的話，指令型經濟是指生產工具公有的經濟體制。所以指令型經濟必定是計劃經濟，但計劃經濟卻不必然為指令型經濟。
時至今日，世界上的經濟體系大多是市場經濟體系和混合經濟體系。但仍有部份國家如朝鲜（但朝鲜黑市经济的规模和影响力占优[1]）、古巴（现已宣布进入市场化的改革）採用計劃經濟。而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越南、老挝[2][3][4]则在改革开放与革新开放后逐渐走出了另一条发展道路。
渊源与发展
计划经济的起源是与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开始。一般来说，最早出现计划经济构想的是李斯特对于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的批判，当时是作为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第一次理论阐述，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更是系统的阐述了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和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受其影响德国诞生了經濟歷史學派，大力宣扬政府控制经济行为，同时以这种思想主导德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德国的快速經濟發展，這類主張被稱為國有社會主義，或是马克思、列宁口中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靠政府干预执行计划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與计划经济的精神相近。之后由于一战德国战败，政府失去了对国际经济关系有效的控制能力，历史学派走向消亡，但是之后德国经济依旧保留很强的政府干预特色，纳粹上台以后，重拾了历史学派的做法，恢复了德国经济。所以德国的混合经济实际上是脱胎于早期的计划经济，但最后走向了市场。
苏联出现以后，计划经济的理论发展得到了提高，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布拉津斯基写了《新经济》，系统完善的树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苏联虽然经历了特定方面的发展，但后又陆续开放計劃經濟的市场程度，勉力維持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經濟實力直到被日本超過，苏联以经互会为媒介通过计划经济方式影響他国经济，使得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成為世界上影響力最大也最主要的計劃經濟模式，可是1991年後随着苏联解体，经互会解散，國際化下無力競爭的计划经济集團市场徹底崩溃，纯粹的计划经济实行失敗，影响力便逐漸式微。中共則從早先的依樣照抄再到宣稱該體系與社會主義之間不存在必然關係，计划经济讓路並證明可行後便與之脫鉤，即使是現在引入的經濟计划也是完全基于市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其中便是進一步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5]。
特點
在計劃經濟下，三個經濟問題都是根据经济计划決定的。所謂的三個經濟問題是指：生產什麼、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計劃經濟下的大部份資源根据经济计划分配，而不是由市場價格來決定。舉例來說，经济计划要求種植蘋果，在計劃經濟下，被选中的个人集体（一般为符合该类生产的要求）都要按指示進行種植蘋果的工作，但事实上实际生产的产品可能不符合实际需求。
計劃經濟中的私人企業也要受经济计划指示運作。私人企業要生產甚麼，由经济计划作主；私人企業以甚麼方法生產，由经济计划決定；生產出來的東西又如何分配，也是经济计划决定。受操控著的生產供應、價格以至銷售渠道，都是由经济计划決定。
计划经济是部分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常見的属性之一，因此有時候計劃經濟又常被解釋與共產主義相通。随着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大，受到苏联影响的地区都或多或少的实行计划经济政策。主要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要有意识地計劃控制生产），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理论来开展，提倡和实践计划经济是在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最典型的計劃經濟例子數以蘇聯。而現存的少數例子則是朝鲜（但黑市经济的规模和影响力占优[1]）、古巴（正在廢除）等。
中央计划经济
优势
計划長遠
一個政策在自由放任環境下，可能會不受人為控制地產生不可預知的問題。但在中央计划经济裡由政府計劃、預先設計好，一些可預期的問題就有機會避免。舉例來說，政府規劃一個城市的交通網絡時，管制個人私家車擁有數目，便可減少如塞車等交通問題。对于国家发展的长远规划較完善，比較不會有短視近利的缺點。
倾斜优先，发展快速
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常是后发的落后国家想要趕超先進國的發展，基本上都是把有限的经济资源不计收益的倾斜于某方面的发展。比如教育、交通、重工业、医疗等等，使其短时期内实现飞跃。苏联于1930年代将私人消费上限设为全国生产总值的50%[6]，继此苏联于重工业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但同时其农业板块亦遭到巨大打击。
社會福利
某些社會福利措施不適合完全以市場價格來分配或是市場機制不容易出現，例如教育、医疗、交通、老人照護。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得以直接且公平的配置合適的資源，而不會受到市場影響。成功的中央计划经济國家，其公共福利水平都是较高的，而具体福利則需要視政府能控制資源多寡而決定。国际比较显示，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的某些生命指标，例如儿童死亡率和预期寿命都高出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这些数字经常是由这些国家自己公布的数据并且具体标准也有不同之处。[7]
弊端
如果有某個人或者相對小規模的機構，能完全知道社會中每個人對所有物品的需求強度，然後根據這些強度總和迅速反應，精確的分配所有資源、人力、財力進行各種所有物品生產，這樣理想狀態下的中央计划经济，的確是所有經濟形態中最高效的。但當然，顯而易見的，這個人或者這個小規模機構在人類可預見的將來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算上家庭這種極小的人口經濟體才可以勉強達到計畫經濟的理想狀態，甚至許多父母對家庭成員都做不到這樣的分配，而且家庭團體擴張下會更困難，而社會也是如此。所以現實上的中央计划经济，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低效率社會資源分配，與造成顯而易見的產能失調。而這還是私有化的狀態，如果資產徹底公有化更會導致生產力大幅下降與資源的過度浪費。
資源分配無效率
微观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中央计划经济裡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决定，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主張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複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制，社會主義政府因为資訊不對稱而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畫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如是者，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制（取代貨幣機制）可以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这可能导致浪費和短缺。
缺乏積極進取的誘因
即使政府有效率的分配了資源，但中央计划经济下的效率通常還是低落的，主因是經濟決策缺乏私人參與，而是由政府一個全權決定。即是說，中央计划经济下缺少私人競爭。缺少私人競爭，就難以有效提高效率，以至價格也不能通過競爭而有所調整，個人的收益或物質回報也無從改變。個體的努力并沒有相應的物質回報，反而個體的怠惰無能的經濟仍然能得到整体平均的物质回报，由整體來共同承擔怠慢，共同享受努力的成果，从而演变成为平均主义。這便使得中央计划经济下的微觀個體缺乏積極進取、爭取效率的誘因。因此發展緩慢，如蘇俄開始在1980年代技術落後美國，儘管武器產量差不多甚至更高，卻無法帶動足夠的創新，龐大的總體國力也停滯不前了，直到21世纪後才開始復甦成長。 這也是中國1978年決定開始改革開放，1992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因素之一。
减少個人自由
中央计划经济意味着經濟活動多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個人決定，个人的經濟決策自由就被犧牲。对于重视个性化的消费者，这造成负效用。经济决策上的个人自由被压抑有可能进一步导致其他领域的自由被破坏。1980年代，左翼理論家麥可·阿爾伯特（Michael Albert）和經濟學家羅賓·漢內爾（Robin Hahnel）為了平衡這個缺點便提出參與型經濟的設想，希望能解決這個問題。然而參與型經濟還沒有在任何一國範圍以上實施的例子。
寻租、不公平、腐敗
中央计划经济下政府擁有管制生產活動的權力，官員便因此得以利用管制權力從中獲利。這種獲利的型態，有的是非法貪污、有的是合法但不合理的規費稅捐，也有的是政策選定重點發展的對象以外被犧牲的弱勢者的利益。這些原本應屬於社會大眾的共同利益，因為計畫管制的關係而落入政府或官員私人的手裡、或是不公平的剝削。這不但妨礙了資源的公平運用、扭曲經濟發展的規律，也形成特權階級，產生社會矛盾，甚至衝突。 市场经济体制的合法剥削和高层腐败也因为类似的原因产生。
造成的結果
易造成均貧現象（实质是消费品不足、经济落后而非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可能造成政治经济体系崩溃。例如蘇聯解體。
分散计划经济
分散计划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一种类型，其中消费品和资本品的投资和分配根据广泛的经济计划明确说明，并通过分散的经济主体甚至是生产单位本身的分布式网络来建立和运作协调。这通常与中央计划经济形成对比。[8][9][10]
实例
革命加泰罗尼亚
在1936年西班牙革命期间，整个无政府主义西班牙（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加泰罗尼亚）已经实施了一些分散计划经济的做法。[11][12]
现今常见的中央计划经济行为
就廣義而言，凡是政府對市場進行干預時，或者說是違反自由經濟時，就是一種中央计划经济的實現，故所謂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场或是市场经济國家事實上並不存在。這行為為的是彌補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下的弊端，通常是長期的限制，而且若不限制即有可能導致一個國家自由經濟的崩盤。以下皆是現今常見政府計畫經濟中限制的對象：
参见
参考文献
- ^ 1.0 1.1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2018/08/28/north-korea-markets/1118511002/
- ^ 1986年，老挝和越南同时革新开放，30多年过去了，如今状况如何？. [2020-05-31]. （原始内容于2021-05-10）.
- ^ 老挝的“革新开放”. [2020-05-31]. （原始内容于2021-04-13）.
- ^ Prayaga, M. (2005). Renovation in vietnam since 1988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PhD thesis). Sri Venkateswara University. Chapter IV: The Metamorphosed Foreign Relations, p. 154.
- ^ 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公报. 財新網. [2020-11-10]. （原始内容于2021-04-23）.
- ^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322–3. ISBN 0-394-54674-1.
- ^ Michael Ellman(2014). Socialist Plan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 1107427320 p. 372.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Lange, Oskar. The Computer and the Market. Calculemus.org. 1979 [12 September 2012].
- ^ Cottrell, Allin; Cockshott, W. Paul (1993). Towards a New Socialism. (Nottingham, England: Spokesman. Retrieved 17 March 2012.
- ^ Medina, Eden. Designing Freedom, Regulating a Nation: Socialist Cybernetics in Allende's Chile. J. Lat. Am. Stu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8 (38): 571–606. S2CID 26484124. doi:10.1017/S0022216X06001179.
- ^ Wetzel, Tom. "Workers Power and the Spanish Revolution".
- ^ Dolgoff, Sam, ed. (1974).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1st ed.). Free Life Editions. p. 114. ISBN 9780914156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