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运动，常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49年建國後發生的一系列反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倡导普世價值觀及呼籲政府進行民主化改革並平反各类政治活动不合理判案的持續性政治運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 | |
|---|---|
八九民運时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遊行的學生隊伍 | |
| 日期 | 1974年11月10日至今（48年11个月） |
| 地點 | |
| 起因 | |
| 方法 | 於「民主牆」貼大字報、遊行示威、集會、線上抗爭等 |
| 狀況 | 進行中 |
|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維穩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历史上大型的民主运动有1976年的四五運動、1978－1979年的北京之春、1986－1987年的八六學潮、1989年的八九民運、2000年代初至今各種公民運動及維權活動和2022年末的反对动态清零政策运动。
背景 编辑
中华民国时期 编辑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革命勢力推翻了清政府，多省相繼宣布獨立。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同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清帝宣統下退位詔書，國家政權移交中華民國政府。經政治變動，北洋政府實際上行使統治權。但由于北洋政府虚弱腐败以及軍閥混战，統治者並無傳播民主理念並建立健全民主憲政制度的能力。
1928年，北伐戰爭結束，蔣介石當權的國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並名義上統一全國，但因政治腐敗且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於該時期內民主制度并未有效运作。[1]
1945年9月2日，大日本帝國舉行投降儀式並簽署降伏文書，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第二次國共內戰爆发。至1949年，中國共產黨控制了大陆地区並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年末，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臺灣。
中华人民共和国時期 编辑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泽东長期執政至1976年，並发起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使得大量公民受到政治迫害和非正常死亡[2]。據各方估計，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四千萬至八千萬人[3][4]，亦有数千万人遭到批斗和迫害。其中，反右运动严重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建设[5][6]。
歷程 编辑
1950年代 编辑
1956年4月，毛澤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到1957年4月又开展整风运动，与百花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並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7]。
北大五一九运动 编辑
1957年5月19日上午，北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二班的一群学生在北大大饭厅[8]的南墙上张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关于青年团全国第三届代表大会代表的问题：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注视着团三大的召开。我们有如下问题需要校团委答复：一、我校的代表是谁？二、他是怎么产生的？三、我们有意见向何处反映？
历史系二年级二班一群团员和青年[9]
接着又有人贴大字报，提出“一个大胆的倡议”：建议开辟“民主墙”。这很快引起众多学生的反响。至19日晚间，以大小饭厅为中心的墙壁、报栏上已经贴满了大字报。截至次日下午5时20分，共计有大字报162张。[10]
20日晚间，时任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代表党委宣布支持大字报。22日大字报更是大量增加，到处是辩论会、演讲台，学生们热情参与。26日，北京市高校学校运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许多北京大学的学生去清华大学作宣传，要求大家互相支援，把民主运动开展起来，并进一步扩展到北京各大学。此后，天津的南开大学也参与进来。29日，北大一些学生成立“百花学社”，并于31日发表宣言，表示在拥护社会主义前提下对任何问题都可以自由争鸣，并创办“广场”刊物，发表学生们的文章。[11]
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江隆基被降职并于1959年调离北大；同时大量的五一九运动参与者被打成右派。
1970年代 编辑
李一哲事件 编辑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李一哲事件可被視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的先驱[12][13]。
1974年11月10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和郭鸿志化名「李一哲」（还有几十人参与大字报的写作、分发和复印），在廣東广州北京路口張貼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引起轰动，成千上万的人日夜圍觀，道路塞車[13]。大字报共二萬六千多字，长达六十七張白報紙，内容呼籲民主和对法制的建议，以批判“林彪体系”为形式，矛头直指中共建国以来极左运动践踏民主法制的种种弊病。大字报指出，林彪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实质是极左。大字报还未点名地指出了当权者的许多罪行，并且联系这些现象，分析了社会主义“体系”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14][15][16]
同年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定性为“反动大字报”，并迅速组织全省批判[15]。12月3日，中共广东省委宣傳部以“宣集文”为笔名对大字报进行批判[15]，称其为“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及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恶意攻击”。这「批判」文件被发送至全国的党员干部（据说印刷了10万份），并附有大字报原文，因此在全国各地干部中广泛流传[14]。
1975年，对李正天开展了多达数百场的批判会，其中面对面的辩论大会就达一百多场，常常是万人大会。由于省委书记赵紫阳指示允许李正天答辩，在这些批斗会中，会场气氛激烈，发生了戏剧性的情况：批斗会变成了被批斗者与批斗者的辩论会。据说由于“李一哲”有一定理论水平，也掌握了一定的事实，辩才也不错，他们利用这种批斗会，作为表达自己意见的论坛，常常使得批判他们的人，反而受他们质问。[15]同年8月，李正天和陈一阳分别被押往钨矿区和农场劳动[17]。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後，在清查“四人帮”运动中，“李一哲”的问题不但没有平反反而升级了。
1977年3月2日，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和郭鴻志四人同时被捕[17]。同年12月中旬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其罪名为“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后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分别被判有期徒刑。一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15]
1978年8、9月，在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省委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件问题，并数次报告党中央。同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召开常委会讨论此案，开始为“李一哲”平反，并于12月30日释放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15]
四五運動 编辑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来逝世。“四人帮”等人以简化治丧礼仪为名，作出种种规定压制和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除了禁止自发的悼念活动外，「四人幫」還控制媒體，不准報導全國的悼念活動和指責周恩來，激起群众的强烈愤怒。[18][19]
同年4月4日（清明节），南京、郑州、杭州、西安等地都出现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高潮[18]。同日早上，北京民众不顾禁令，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演说、以诗歌悼念周恩来，广场上出现了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花山诗海”，最多时约有200万人[20][18]。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华国锋认为“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吴德认为“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政治局最后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影射攻击中央，个别非常恶毒，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说，会议决定从4日晚开始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得到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批准[21][22]:6。
同年4月5日凌晨，大批军人、警察、民兵及200輛卡车開到天安門廣場运走花圈，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内[23][24]。上午，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人数超过10万[23][25][24]，當他們發現紀念碑前的花圈被清理後群情激憤，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一部分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與民兵、警察、士兵发生严重冲突[18][25]。下午，愤怒的群众砸毁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25]、点燃了「工人民兵指挥部」小楼门前的四辆汽车（包括公安局的宣传车）和小楼[24]，群众、民兵和警察都有受伤者[18][23][26]。下午6时30分左右，天安门广场广播了吴德的录音讲话[23][18][26]：“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讲话在天安门广场反复播送，多数群众逐渐离开[18]。
晚上8时，到了政治局决定出动民兵的时间，华国锋和陈锡联打电话催促吴德，但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认为此时清场为时尚早，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者仍然有数万人在场[23][26]。9时，集结的民兵从中山公园出来，悄悄包围了天安门一侧。前门通往天安门的道路被封锁，人们只准离开广场不准进入[24]。9时30分，一万多民兵、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前往天安门广场[27][22]:2。10时半，吴忠命令天安门广场的探照灯全部打开，並再次广播了吴德的录音讲话，要求抗议者离开广场[23][24]。11时，天安门广场上大部分群众已散去，剩下大約一千人左右，吴德下令出动民兵。卫戍部队先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民兵和警察手持木棍、皮带进入广场进行暴力清场，有数十人受伤[24]、二百多人被警察拘留，广场上留下血迹，但無死亡的报告。[23][26]
同年4月6日，天安门广场上已没有花圈，天安门广场持续戒严。北京市各单位传达市革委会发出《紧急通知》：“天安门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24]。《人民日报》發表社論《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澤東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28]
同年4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的汇报后，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因天安门事件的发生而性质变化[22]:6。当晚，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22]:7[18]。天安门广场继续戒严，有清洁车和洒水车在广场内清洗血迹[24]。
同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論《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24]。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同年10月6日，四人帮在北京被捕，文化大革命結束[29]，華國鋒成為最高領導人。
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受迫害者獲得平反。同年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正式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30]
北京之春 编辑
1977年，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悼念周恩來的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紀念堂”工地围墙上。后来该围墙拆除了，人们就把大字报贴到了北京市西单38路公共汽车总站背后工地的围墙上，因此西单的那面墙壁迅速成为一种象征，被人们称作“民主墙”。一开始，大字报表达了人们对文革以来乱局的不满，之后发展到对时政的批评，最后进一步演变为独立民间社团的定期非正式刊物。[31]
同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與會代表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鄧小平正式復出[32]。
1978年12月5日，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魏京生以「金生」為筆名貼出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33][34]。这份大字报中称「现代化最关键的是将权力保持在劳动人民手中，但共产党被一些保守人物控制，人民必须通过一个漫长的和可能流血的斗争来推翻这些保守人物。」
1979年1月8日，魏京生編輯出版了《探索》雜誌，並將這次運動命名為「北京之春」。這個名字源於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從那時起，自1978年秋季以來興起的在「西單民主牆」張貼大字報的行為被稱為「北京之春」。
同年3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一文。
同年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35]。
同年3月29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的通告称：
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
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六条通告，禁止“妨碍交通的集会、游行”；“冲击党、政、军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造谣惑众，煽动闹事”；“拦截车辆，无票乘车”；“任意张贴和涂写标语、海报、大小字报”等活动。《通告》发出后，北京市公安局當日抓捕了魏京生和“中国人权同盟”对外联络人陈旅。
同年10月16日，魏京生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34]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和为了争取奥运会主办权，释放了一批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于9月14日获假释出狱。1994年2月，魏京生会见访问北京的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助理國務卿約翰•沙特克，4月1日，他被北京警方以“收容审查”名义关押。1995年11月21日魏京生被正式逮捕，12月13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和剥夺政治权利3年。[34]1997年11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又为了争取奥运会主办权，将魏京生以“保外就医”名义直接押送机场流放到美国。[34]
1980年代 编辑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邓小平取代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成為實際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會上，鄧小平提出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36][37]，重組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與工作路線，並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38] 此外，鄧小平等人花費數年時間主導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糾正了國內因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亂局面，並推行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39]。
1986年，經濟體制改革在城市中推行時遇到了障礙。原有的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和黨政機構在國家體改委推行簡政放權的情況下陽奉陰違，這樣的雙重決策嚴重影響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同時也阻礙了新經濟體制的發展。鄧小平認為，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必須同時進行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否則經濟體制改革就難以為繼。[40]此外，改革开放雖然使中國经济高速發展，但同時衍生不少的問題如官倒、腐败、特權、普世價值的衝擊、社會貧富差距和通貨膨脹等，使民眾强烈不滿[41]。
政治體制改革與八六學潮 编辑
1986年上半年，邓小平重提政治體制改革[40]。其原因除了為達成經濟體制改革以外，當時的國際民主化浪潮和1980年代東方集團的民主化改革也對中國理論界研討政改問題產生了重要影響。[42]
同年下半年，鄧小平多次提及政治體制改革，在國內掀起了政改研究熱潮[43]。9月，時任國務院總理赵紫阳被邓小平点名，主持政改方案的设计工作[40]。在當時國內寬鬆的政治氣氛和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的衝擊下，知識界和學生們政治熱情高昂，他們擁護政治改革，並以實際行動推動這場改革，把握發展民主的機會[44][43]。在年底的基層選舉中，許多學生要求舉行自由選舉，並自薦參加競選。然而選舉的諸多限制和違反普選原則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們的極度不滿和憤怒[43]。
同年12月4日，時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長方励之在校内竞选西市区人大代表的演讲会上發言稱：“我认为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45]。
同年12月5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因不滿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問題，聯合其他高校共4,000餘名學生遊行爭取民主選舉。由此，八六學潮爆發[45]。學潮蔓延全國的城市，學生們要求加快民主化進程[46]。
同年12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保守派高層七人一起到鄧小平家裡，分析了學潮的嚴重性和危險性，將學潮的爆發歸咎為自由化知識分子煽動，以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縱容，認為胡耀邦應該為當前局勢負責[47]。鄧小平認為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是胡耀邦的重大失誤[48]。
1987年1月2日凌晨，政府釋放了全部被捕的北京學生，學潮徹底平息[46]。
同年1月16日，胡耀邦因受到党内保守派的施压而被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请辞，由一致推選的趙紫陽代理[49]；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同年1月28日正式开始[50]，直到當年夏天才結束。
八九民運 编辑
| 此章节需要扩充。 |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主席、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群眾對胡耀邦的紀念活動演變為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学生因政府無作為不回應而不愿退场以及絕食。
在鄧小平和李鵬等高層指揮下，6月3日至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天安门广场學生进行武力鎮壓清场，强制结束了近兩個月的示威，衝突導致數百至數萬名學生市民[51]和數十名解放軍死傷（至今仍沒有軍民死傷的確切統計數字）。事後，政府對參與示威的群眾展開大規模逮捕行動[52]，其中北京市公安局在6月13日发表通缉令，通缉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21名成员，他們被迫以政治避难或保外就醫等原因流亡海外[53]；而赵紫阳等中国共产党党内改革派被罷免，政治體制改革亦因而中止[40][39]。這是在國際間極具代表性與知名度的一場民主運動，至今仍然是中國大陸最敏感的話題[54]。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因此事件受到西方國家的譴責，美國和歐洲共同體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政策，武器禁運政策延續至今[55]。
同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表决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接任[56]，翌年鄧小平再辭去國家軍委主席的職務正式退休，鄧小平時代結束。
1990年代 编辑
八九民运過後，西方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經濟制裁政策。這一時期，中國外貿出口額下滑，資金外逃，大量外商停止對華投資，種種因素令該國經濟嚴重衰退。這些事件使得中國共產黨黨內保守派開始質疑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導致改革開放政策放緩甚至停滯。直到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重申堅持改革開放政策不動搖，中國經濟才得以重新提速[57][58]，但政治體制改革並無因此重啟[39]。
中國民主黨 编辑
1998年6月，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訪華，一眾民運人士便開始筹建中國民主黨。最先組成的是「浙江省筹委会」，於6月25日由王有才、王东海、林辉出面在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其後北京、上海、山東、湖北、遼寧、四川等地先后成立筹委会。11月6日，徐文立連同北京其他四位異議人士查建國、高洪明、劉世遵和張暉等人，宣佈成立「中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籌備組」，由徐文立擔任總召集人，準備在21世紀初召開中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此事由于事先没有经过与其它地区充分协商，遭到反弹。
同年11月9日，徐文立对外宣布「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成立，徐文立担任主席，查建国、高洪明、吕洪来担任副主席，使组党运动进入实质阶段。组党运动中，吕洪来放弃原承諾，第一个公开对实质性组党提出质疑，并为此于11月18日向国内组党人士发出“不主张在现阶段进行实质性的全国组党活动，不主张以反对党取代政治反对派，不主张以政党运动取代民主运动”的公开信。
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到訪时，表面上中国政府在這個時候未公开对組黨者展开行动，個別地方政府最初詢問過申请詳細資料。但在克林頓離開中國後，政府便對民主黨作出打壓，包括逮捕組黨人士。最高領導人江泽民对此非常关心，表示“近来有一个动向，就是国内外的敌对分子相互勾结，策划所谓‘合法组党’，或者打着什么别的旗号搞组党的政治图谋，实际上是想在中国搞出一个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反对党，最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的这种政治野心，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风吹草动，必须立即制止在萌芽状态，必须坚决彻底地粉碎他们的这种企图，切不可心慈手软。”[59]有数以百计的中国民主党成员被拘留、逮捕和判刑。
2000年代 编辑
2000年代後中國大陸貧富差距急劇擴大，貪污腐敗、社會治安、環境污染等问题成为国家难题，公權力無序擴張並侵犯公民權利的事件时有发生。此外，由於政府對社會投入的資源较少、社會微觀管理能力较弱，導致民眾普遍不滿，每年都会出现規模不一的民众抗议性质的“群體性事件”。然而，依托于中国大陸經濟相对稳定的发展以及中國大陸當局強大的維穩力量，虽然此類群体性事件多发，但民众对政府及其執政能力大多持積極看法[60]。
零八憲章 编辑
2008年12月8日，中國作家、人權活動家刘晓波发起并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并与300多名中国各界人士一同签署，该宪章于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60周年时发表。《零八宪章》以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的风格写成，主要是呼吁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61]。
同年12月8日，刘晓波被警方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
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中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62]。
同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劉曉波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63]。
2010年代 编辑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 编辑
2010年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以表彰他长期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国争取基本人权[64]，劉曉波是首位獲得該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對習近平的獨裁爭議 编辑
自2012年習近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來，该国政府力抗國際的反對聲音，持續推行維穩措施打壓民主運動，并塑造諸多圍繞習近平的個人崇拜。[65][66]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以2958票贊成、2票反對、3票棄權及1票無效的投票結果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同日15时52分，大会主持人宣布宪法修正案通过[67]。新修正案第七十九条第三款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規定[68]，打破鄧小平于1980年提出的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度。
2020年代 编辑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發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採取了封鎖疫區與隔離治療的防疫措施。此類措施于疫情爆發初期取得成效，遏制了疫情在中國大陸的蔓延並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恢復增長。[69]2021年末，新型毒株的傳播使得國際上多個國家先後放棄執行嚴格的防疫政策以期恢復經濟發展。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持續執行防疫措施，日益阻礙本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增加了政府財政負擔並激化了社會矛盾。
20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开，社會各界對中共中央總書記換任存在爭議。次年3月10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習近平為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由此，習近平三度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其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位任期超過兩屆的國家主席。[70]
香港地區民主運動 编辑
歷史上，民主派政党及民间政治团体曾于香港發起多次民主运动，如2014年的雨伞革命与2019年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每年6月4日支聯會均舉辦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曾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八九民運悼念活動；每年7月1日民陣均舉辦七一大遊行，曾與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並稱香港的兩大社會活動。2020年與2021年，港府兩度援引「限聚令」，不予批准上述活动。[71]
202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开始实行。依据该法规定，未經批准的遊行集會系非法行為。又由于2021年支联会與民陣解散，香港民主运动转入低潮。
中國大陸民主運動 编辑
2022年與2023年，由于习近平的连任追求、动态清零政策與社會矛盾凸顯，中国大陸發生較多抗議事件。
2022年1月14日，一位身穿西裝的男子在深圳罗湖口岸附近街头手持横幅标语，高呼“打倒习近平！反对修改宪法！”隨即一群警察將其按倒，西裝男子被按倒時還挣扎着呼喊，“如果习近平连任，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完了。”[72]
同年10月13日即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三日，發生北京四通桥抗议。
同年10月23日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再次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开始第三任期[73]，由此部分媒體認為中华人民共和国44年的改革開放“結束”。[74][75]
同年11月24日，新疆發生住宅樓火災事件，導致10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三歲幼童；此外另有9人受傷。[76]該事件受到互聯網的廣泛關注，並進一步引發了社會各界對政府奉行的不合理封控政策的強烈不滿情緒。同年11月26日，多所高校學生自發組織悼念此次火災事件中罹難者的活動並抗議政府的不合理作為；多地民眾也自發聚集，或手持白紙，或揮舞國旗，訴求解封、復工、復產以及要求政府做出變革。由此，反对动态清零政策运动爆發。[77]
2023年2月8日，湖北省武汉市退休人員因不滿政府推行醫保改革中減少每月個人賬戶補貼金額之政策，進而發起示威游行，2月15日，除了武汉，遼寧省大連市的退休人員亦發起示威。
評價 编辑
支持 编辑
目前在中国大陸现行政治体制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幾乎是成为公务员必经之路。在大学期间，成为一名学生党员亦是常见现象。但实际上，现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并不意味着完全接受中共的政治理念。而这其中，部分人对于中国共产党部分的做法持有异议。而有些人甚至持反共立场。而对于不忠于中共理念的党员，多以两面人称呼。无论是学生党员或担任公职的党员，持有反共、反中思想者不在少數。党员公开表达反共情绪亦非个案，其中就有毕福剑酒桌唱戏事件以及任志强事件。香港《东方日报》认为，中共“两面人”的问题，不僅表明中共內部存在眾多的“隱性兩面人”，同時也表明不少人加入中共只为前途投机，甚至表示中共到底有多少“两面人”“只有神知道”。[78]
反对 编辑
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中国党政官方一直以“摸着石头过河”理论为基础，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现成道路，同时反对西方的政治模式，以及對中共內部的風險因素進行處理以反制。
- 熊光清在《中国政治改革面临的困境及路径选择》一文写道：
对于执政者而言，他们要推动政治改革，必须对改革的风险进行评估，没有谁有决心去推动一项风险极大、不确定性很强的改革政策和措施。退一步讲，即便西方民主制度很好，也未必在中国就能推行，因为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搞了西方的民主，也并没有变得像西方那样政治廉洁、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从世界范围看，选择了西方民主制度，又能搞得比较好的国家，除了东亚的日本、韩國和新加坡，以及少数几个靠资源（例如石油资源）发展起来的国家（当然，未必所有这类国家运用西方民主制度都是成功的，成功的国家也有不是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几乎就没有了。而这几个国家搞的民主，与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也有很大的不同，都带有自身明显的痕迹。所以，在现有状况下，推动变革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可能性不大，渐进的改革是首要选择。[79]
- 中国大陆媒体《环球时报》在赵紫阳逝世十周年（2015年）时发表社评称：
25年来中国按照赵和他智囊们在重大关头所反对的政治路线和哲学，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最敏感的问题，中国奉行‘不争论’政策，中国把行动和不断取得的成就作为了对那些问题的回答。”该评论还称未来修改这一评价的空间，很可能远远小于因时过境迁事情被淡化、人们更多记住一位老同志曾经所做好事的空间。[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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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很多人並不知曉，改革開放之初，對中共統治狀況最嚴厲的批評之一來自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指出黨內存在政治弊端，比如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思想僵化、墨守成規、不負責任、壓制民主、貪贓枉法。講話內容雖未到改變中共執政地位的地步，但對民主表達積極評價。
即便如此，這次政改還在討論階段，就先後遭遇「物價闖關」和「六四」，因而中斷。
鄧小平時代的政治改革並非全無建樹。首先是設置任期制，在1980年8月的講話後不久，他向意大利記者法拉奇表示，過去實際上存在領導職務終身制，制度缺陷在60年代還看不出來，「那是我們還年輕」。以此為鋪墊，1982年，172名「老幹部」卸任，保留級別和待遇加入由鄧當主任的中顧委，鄧還宣佈，中顧委只會存在十到十五年，通過這種方式集中卸掉老幹部的權力。也是這一年，新修訂的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和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 ^ 40.0 40.1 40.2 40.3 赵紫阳与邓小平的两条政改路线.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4-12-15 [2018-11-10]. （原始内容于2019-10-21）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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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大的召开，和各项改革方案的提出，一开始民心还是比较顺的。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价格改革遇阻，政治改革也困难重重。经济虽然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但物价上涨幅度仍然较高；价格双轨制的漏洞、对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所滋生的腐败，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为人们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也让一些人产生了对民主发展的急进要求，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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