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
民主化通常指的是政權由獨裁體制轉變成民主體制的過程。不少人主張民主化可以被視為一種長期而且連續的歷史過程[1]，而且可以發生在各種社會領域，例如經濟民主化、家庭民主化等等，[2]，近來也有學者討論全球化的民主治理議題[3]。但是在一般人與大多數社會科學家的理解中，民主化通常是指從威權主義或極權主義等其他各種政治體制轉變成自由民主制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政治權威的組織方式可能會出現本質上的改變。民主化的社會生態會產生很大改變。
歷史
根據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在著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的說法，人們通常將近代歷史上的民主化分為三波，第一波始於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在19世紀末帶動了整個歐洲的民主運動；第二波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國家獨立浪潮，但是在1960年代就逐漸衰退，第三波民主化的起點通常被認定是南歐的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在1974－1975年之間的政權轉型，其中包括拉丁美洲的巴西與阿根廷、智利等，經過了亞洲的韓國六月民主運動與中華民國臺灣省解嚴令，最後以東歐的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前蘇聯共和國與蒙古國的民主化為終點。
然而，每次民主化浪潮都是以威權或極權統治的反撲而告終。不僅在個別國家民主化是以迂迴的方式發展，例如法國的民主化就經歷了四次威權主義勢力的反撲，整體來說，前述三波民主化在世界範圍內也遭遇了反民主化的逆流。第一波民主化遭遇了極權主義的反撲，包括蘇聯列寧的建政及斯大林的崛起、西班牙內戰、義大利的法西斯黨政權、日本二二六事件政變與軍國主義興起與德國威瑪共和被納粹黨政權取代等。第二波民主化的逆流包括了許多亞洲、非洲前殖民地獨立後的再威權化、韓國的李承晚政權及朴正熙、全斗煥的軍事政變、泰國的軍事政變、菲律賓的馬可仕政權、印尼的蘇哈托政權、智利的皮諾契特政權、巴西與阿根廷的軍事政變等等[4]。
第三波民主化使得民主的治理範圍與人口首次在世界上取得了優勢。然而，第三波民主化是否出現逆流或是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是否已經上路，還是個有爭議的問題，第三波逆流或許應該包括俄羅斯與土庫曼、烏茲別克、白俄羅斯、亞塞拜然等前蘇聯共和國的再威權化、中國八九民運的挫折、東歐民主倒退與中亞、中東（西亞）及非洲的民主失敗等等，也有人認為烏克蘭等地的顏色革命會帶動第四波世界性的民主化，然则这些国家却越来越糟。[5]。
理論
對於民主化的起源，研究者跟政治家的看法通常分為兩大派：結構論 (Structural Approach)與過程論 (Process Approach)。
結構論
結構論者著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階級結構對政治轉型的影響。例如巴林顿·摩尔的《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一書認為「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1966: 414)，例如英國，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削弱了地主階級的政治力量，資產階級則希望參與政治保障其財產權，最後以流血革命來推翻貴族統治，這是自由民主制的起源[6]。1959年，西摩·马丁·利普塞特提出了階級結構影響民主化的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初期雖然會導致窮人與工人階級的不滿與革命訴求，但是隨著經濟成長，城市中產階級會逐漸成為階級結構裡的多數，或者說階級結構從金字塔型變成橄欖型，而且中產階級不傾向革命，因此會轉而追求社會改革與政治權利的平等分享。這個說法被稱為政治現代化理論[7]。
政治現代化理論遭遇了許多批評。Rueschemeyer等人在1992年的《資本主義發展與民主》(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一書中分析了歐洲與拉丁美洲各國的政治變遷，發現從歷史比較來看，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通常支持威權統治者，甚至反對民主化。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所以有助於政治轉型，不是因為資產階級愛好民主，而是階級結構的轉型逐漸改變了各階級的人數比例與政治力量的均衡，從而使得被支配階級—城市中下階級與工人階級—逐漸發展出自我組織與集體行動的能力 (Rueschemeyer et al. 1992: 302)[8]。成熟的工人階級是民主化而非革命的動力，這是階級結構影響民主轉型的社會民主主義觀點[9]。
對政治現代化理論的反覆研究確認了經濟發展程度與民主化的顯著關係，然而對此關係的解釋仍然不一致，例如亚当·普沃斯基等人認為高人均國民所得與民主化的相關是因為民主在高收入國家比較容易生存，而在低收入國家比較容易崩潰，因此並不是經濟發展導致了民主，而是貧困國家的民主沒辦法存活，才導致民主集中在高所得國家[10]。民主化的起源或許與發展沒直接關係，更可能來自威權體制的內在矛盾，導致了菁英分裂與內部鬥爭。
過程論
從1980年代開始，民主化的討論重點轉向對政治力量與政治過程的研究。過程論者認為經濟發展對民主化的影響不像結構論者說的那樣重要，許多個案指出在低收入國家、例如18世紀的美國也能發展民主體制。決定民主轉型的因素主要不是來自階級結構，而是來自於參與政治的主要行動者的互動過程與策略[11]。過程論者通常將統治势力分為保守派(強硬派)(conservatives/hard-liners)與改革派(reformers/soft-liners)，而將反對势力分為溫和派(moderates)與激進派(radicals):
- 保守派：通常是軍方或曾經以軍隊鎮壓過反對者的統治势力，擔心政治清算而傾向付出高昂代價鞏固威權主義。
- 改革派：通常是威權體制中的技術官僚或年輕繼承者，認為由統治势力控制下的改革，總好過血腥鎮壓或者被推翻。
- 溫和派：反對者當中擔心民主運動過於激進將導致保守派奪權並且鎮壓民主運動。
- 激進派：反對者當中認為軍方或改革派不敢鎮壓，因此希望採取更激烈行動以推翻統治势力的少數領袖。
通常，政治自由化始於統治阶级內部的路線分歧，並且使威權主義對言論自由與社會運動的控制鬆動，導致了自由範圍的擴大與公民社會的興起，對是否鎮壓公民运动，統治阶级之間沒有共識。公民社會孕育不同路線的反對势力，也就是主張妥協的溫和派與堅持立場希望一舉推翻政權的激進派的领袖。過程論者認為在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過程中，不是經濟發展等結構性因素，而是這四派势力的合縱連橫決定了民主或威權體制的命運，而且軍方的立場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改革派與溫和派的結盟(也可以看成壓制保守派並且背叛激進派)以及軍隊國家化對於不流血的民主轉型有重大的貢獻，但保守派與激進派的反應也可能導致不同的結局。過程論者的研究不僅對民主化過程裡的政治鬥爭有很強的預測與解釋能力，也對當代政治轉型參與者的策略選擇有很大啟發[12]。
過程論與結構論並不是完全對立的觀點，人們很容易將階級結構的研究、與各階級的相關組織(或者更廣義的公民社會)在民主化過程中採取的策略聯繫起來，因此，近年來兩股研究有合流的趨勢[13]。
結果
在一些人看来，民主被認為對政治發展有正面功效，例如在政治體制方面，民主化會帶來更多公民自由與政治權利，包括司法與立法機構等權力制度的分化與相互制衡，貪污腐敗的減少等等。在經濟方面，有些人主張民主化能夠加強對財產權的保護，減少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在社會平等方面，民主化使得多數中下階級成員獲得選票與言論自由，在多黨競爭的公平選舉之下，通常會導致社會福利等大規模重分配政策的發展，因此在非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減少貧富差距[14]。
然而，民主的長期制度表現，並不能解釋短期民主化過程裡的種種制度變遷與治理表現，這是因為民主化是各階級或各派政治势力出於自我利益所進行的衝突與妥協，在民主自由的各種權利與制度鞏固之前，經常會導致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與嚴重的政治鬥爭，也不能保證必然發展出較好的政治制度。民主化過程中經常出現經濟混亂或衰退、領導人政治貪腐甚至貧富差距惡化等短期現象。
民主化也不是歷史上必然的發展趨勢，而是結構與策略因素混合的結果之一[15]。如同三波民主化逆轉所顯示的教訓，失敗的民主可能會導致威權主義的復興或軍事政變。因此，民主運動的終點可能是民主鞏固或是威權反撲甚至軍事鎮壓。
民主化的終點通常被定義為各種民主自由的權利保障制度趨於穩定，而民主政權崩潰概率極低的狀態，經驗上來說，通常是以自由且公平選舉下正常的兩次政黨輪替作為民主已經鞏固的界限[16]。事實上，新的權力势力或統治階級可能不善於治理經濟事務、或出於自利而貪污腐化，文人對軍隊的管理(例如裁軍)也常導致政變的危險，要達成民主鞏固的目標並不容易，種種困難常導致反民主勢力或部分受害者的反撲，甚至讓新的势力领袖變成新的獨裁者。
民主崩潰與再威權化
在進程過速（即一世代人內，30年左右完成民主化），民主鞏固無法實現的狀態下，經常會出現反民主化/再威權化的逆流，例如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及大部分加盟共和國（如俄羅斯總統叶利钦、烏克蘭總統庫奇馬、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土庫曼總統尼亞佐夫、塔吉克總統拉赫莫諾夫、吉爾吉斯總統阿卡耶夫、亞塞拜然總統阿利耶夫、格魯吉亞總統謝瓦爾德納澤、亞美尼亞總統謝爾日·薩爾基相）、六四事件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阿拉伯之春後的部分中東國家等。
反民主逆流通常以政府限制言論自由、管制社會抗爭或者非正常的政黨輪替（比如暗殺國家領導人,以(有意煽动的）社會運動推翻公平選舉的領袖,利用军警推翻或控制领导人）為起點，逐漸修改法律縮小公民自由與政治權利，打擊特定群体，甚至宣布某種國家緊急狀態或戰爭狀態，最後以非民主選舉的領袖夺取权力或领袖重新恢复威权化並穩定統治權力而告終[17]。
新的非民主政權必須取得國際支持與穩定的政治結盟，除了掌握軍隊以外，通常必須獲得鄰近強權與國內有力階級的支持，例如行政官僚、大資本家或地主等等，或者採取極權主義的做法，動員群眾或以武力鎮壓徹底消滅國內的階級敵人。其次，統治者必須盡快控制經濟活動以取得穩定的財政收入（至少必須養活軍隊跟幹部）。此外，威權主義體制還必須建立不流血的接班制度，否則領導人的死亡或統治菁英的內鬥，經常導致獨裁政體一夕瓦解[18]。
雖然民主鞏固很難，但是要鞏固威權主義也十分困难。威權主義有其內在的結構弱點，不但必須獲得強權支持，而且面對控制軍隊、警察，管制媒體，网络與教育內容，壓制反對势力或中下階級的公民組織，控制或管理經濟以便成功收稅，選定接班人（而不被自己的接班人提前推翻或事後批鬥）等問題，這些經常成為威權主義政治危機的來源。
如同許多政治學家指出的，失去信仰的威權主義依賴的統治工具歸根結底只是謊言、恐懼與暴力[19]，被壓制的公民社會只是在等待崛起的時機。民主化的起源之一，可能就是威權主義內在矛盾的爆發，而在這之後民主社會的建構，則是公民意識的崛起。
民主化程度的測量方式
民主化的研究者經常必須面對如何測量一國民主或自由程度並且從事跨國比較的問題. 這個技術問題可以參考Munck(2009)[20] 。在國際政治上較有影響力的指標包括自由之家與Polity IV等測量指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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