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 (文学)

词本身就包含多种源头的特点，词的源头并不唯一。有說法是由於唐詩的發展已趨成熟，在當時也將一些歌辭，被之管弦，後來經轉移演化，因唐詩的歌唱，以及文人為增加創作的趣味性，將原本對偶工麗，句法型式規律的唐人詩歌，慢慢增損字句，再把整齊的句法攤破，詞便因此而正式產生了，溯流應在盛唐中唐之間。顧起綸曰：「唐人作長短句乃古樂府之濫觴也，李白首倡憶秦娥淒椀流麗，頗真其妙，世傳太白所作，上有桂殿秋、清平樂等，亦有以太白時，尚無詞體，是後人依託者，或以菩薩蠻為溫飛卿作，然湘山野錄謂魏泰輔得古風集於曾子宣家，正以菩薩蠻是太白作，则流傳亦已久矣。」（汪中注譯。宋詞三百首。三民書局出版。1981）

词的演化发展轨迹，就总体而言，大致如学者所说：“勾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剪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2]

別稱

原稱「曲子詞」，因為可以合樂演奏，又稱「樂府」。文句長短不一，又稱「長短句」，宋人已有此稱。在說明詩歌的演變或發展的過程中，多以詞為詩的餘緒，或詩的下一階。故又稱詞為「詩餘」。

興起原因

詞的興起源於文學發展的趨勢。詩到唐已發展到高峰，難再創新局面，詞正是詩漸趨衰微時出現新的文學形式。詞的興起也受外樂傳入的影響，唐時多外來音樂，宴會時多以外樂便興盛起來。

詞的興起亦源於五代時南方文化發達，五代時戰爭頻仍，南方戰禍較少，社會安定，因此文化得以發展。西蜀、南唐的國君都好文學，南唐更成為文藝發展的地方。而宋初政治經濟較穩定，宋初局面較安定，都市繁榮，人民對文娛活動的興趣大增，加上君主提倡，流行民間的詞更興盛。

分类

按體制

按长短规模來分，词大致可分為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或以上）。一首词，有的分為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為两段，称為双调；有的分為三段或四段，称為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來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等九种。
按拍节來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為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風格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豪放派和格律派。

发展

晚唐五代

自中唐起，已經有一些文人開始從事詞的創作，如白居易、劉禹錫等，不過作品大都不多，只是詩餘之際的創作。而晚唐溫庭筠，是最先專心從事詞之創作的詞人，他的詞多寫閨情，描寫女子容貌情態、服飾和心理，以濃艷華美為主，滿是香、玉、金、釵、錦、繡等字眼。手法上表達細膩，造語清新，善於描繪具體鮮明的形象，細密婉約，情意悠遠。

到晚唐五代之後，詞的創作越漸流行，期間詞的創作大多為兒女豔情，離愁閨怨的風格，後世稱為花間詞。

五代與溫庭筠齊名的有韋莊，他與五代時期的重要詞人馮延巳、李璟的詞作，都較溫詞清麗自然，在五代與溫詞並為兩種流行的風格。在風格上，溫詞明豔，韋詞淡雅。溫詞深隱含蓄，韋詞直接抒情。

而五代成就最高的詞人為南唐後主李煜。李煜前期的詞，反映豪華富麗、風流浪漫的宮廷生活，多溫馨綺麗之作，仍然呈現花間詞氣息；後期的詞寫家國之恨，拓展了詞的題材，感慨既深，詞益悲壯。李煜詞的最大特色是自然真率，情感真摯醇厚；善用白描手法，語言明淨洗煉，通俗生動，接近口語，與花間詞縷金刻翠，堆砌華麗詞藻的作風迥然不同。至名詞評家王國維認為，詞至李後主而境界始大,並開北宋一代風氣。

北宋初期

北宋前期詞人基本上繼承了五代婉約清麗的詞風，多寫春愁秋恨、離別相思。體制上，承繼晚唐五代遺風，仍以小令為主。代表詞人有晏殊(991-1055)、范仲淹、歐陽脩、張先(990-1078)、晏幾道等。

晏殊、歐陽脩等，都是達官貴人，作品都有一種雍容華貴的風度，但作品個性極不分明，往往彼此相混。晏幾道的作品則把五代南唐、花間的詞風發展至高峰。在這一期的詞人中，范仲淹於溫婉中寓豪宕之氣，下啟蘇軾豪放詞風。張先創作了一些慢詞，對慢詞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北宋中期

北宋詞至柳永而一變，由小令時期進入慢詞時期。有“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之说。柳永開始大量作長調，喜用慢詞，以長調的形式和手法為主。在詞的內容方面，柳永也有所開拓，內容多寫都市的繁榮生活，以及沉溺其中的男女心理。除戀情相思外，他還寫都市的繁華、山川的壯麗、羈旅愁思、懷古喟嘆。作品長於鋪敘，曲盡形容，善於白描，意境秀麗，情景交融。

其後蘇軾在婉約詞之外，另立豪放一派，想像豐富奇特、個性鮮明。蘇軾擴大了詞的題材，抒情寫景、說理、懷古感事等題材，無一不可入詞；他又開拓詞的意境，提高了詞的格調，使詞脫離音樂的束縛，又以詩為詞，詞境壙大，個性分明。不過當時仿效蘇軾的人不多，即使蘇門學士黃庭堅、秦觀，詞風都近柳永而不近蘇軾。

北宋後期

到了北宋末之周邦彥，於慢詞的審音調律上有所貢獻，集北宋婉約詞之大成，其詞情感真摯，富艷精工，善用典故；詞之技巧、格律進一步深化成熟。周邦彥詞影響大多數南宋詞人，有結北開南之稱。

北宋末期女詞人李清照，善於表達女子閨閣之情。前期生活美滿，作品熱情明快天真；後期丈夫病死，又逢國家破亡，都一一映入詞作之中，纏綿淒苦，而入於深沉的傷感。她喜以淺白之字、尋常之語入詞。

南宋初期

南宋初期金兵入侵，中原淪陷，南宋主和派當政，有志之士報國無門。故詞壇興起豪放之詞風，代表詞人有張元幹、張孝祥、陸游、辛棄疾、岳飛等，多豪放激越，悲涼沉鬱之詞。

辛棄疾詞風悲壯，大量用典，多比興寄託，充滿濟世愛國的熱情，多愛國傷時及復國之作。

南宋中期

南宋中期。代表詞人為姜夔、史達祖、吳文英。格律派雅詞由以興起，講究聲律，注重詞藻。

姜夔詞多是紀遊與詠物之作，其中偶然流露對於時事的感慨，更多是抒發身世的飄零和情場的失意。他精於音律，自度曲頗多，並琢煉字句，詞風高雅。

吳文英詞造句鍊字工巧，音律優美，然詞意太過隱晦。

姜夔詞騷雅清空，吳文英詞質實，兩派詞皆影響後世詞人很深。

南宋後期

南宋後期元人入侵，南宋覆亡，詞人目睹時艱，心傷離亂，於是發為悲苦之音。主要有兩種趨勢：一種是進一步發展為姜夔風格的格律派，詞多詠物寓意，以寄家國之恨、身世之感、遺民身世的淒涼，以周密、張炎、王沂孫為代表。

另一種趨勢是繼承辛棄疾的詞風，沉鬱悲壯，充滿亡國之痛，以劉辰翁、文天祥、汪元量為代表。

元代及以后

到了元明兩朝，優秀的文學作品漸轉至戲曲與小說^[3]，常有词衰于元，或詞衰於明之說^[4]。至清代又有所復興，出現不少詞人和詞的流派。

传播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词在11到13世纪的繁荣，是目前中国人的共同精神财富。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关于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和金海陵王完颜亮闻歌柳永《望海潮》，“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的记载，说明当时词的歌唱，已普及到目前中国境内的西北、东北广大地区。另据辽人王鼎《焚椒录》记载，辽道宗耶律洪基宣懿皇后萧观音曾创作了《回心院》等词作十多首。至于金代，以苏、辛词风为宗，出现了蔡松年、赵秉文、元好问等不少优秀词人。相传辛弃疾早年在北方曾从金人学词，成名之后，又成为金朝词人学习的榜样。

清代與近代詞學評論

清初的浙西詞派，爲救明詞之弊，主張尊南宋詞、尚醇雅，以姜夔、張炎爲圭臬。戈載的《宋七家詞選》将周邦彥、史達祖、姜夔、吳文英、王沂孫、張炎、周密列為宋七大詞家。而到之後的常州詞派，張惠言有感於浙西詞派的題材狹窄,內容枯寂，提出了“比興寄託”的主張，強調詞作應該重視內容，並推崇唐五代，輕南宋詞。張惠言的詞論有超越前人之處。但他的詞學評論常缺乏邏輯論證，不能實事求是，如論說溫庭筠、韋莊和歐陽修的一些艷詞都有政治寄託，即失之偏頗。而再之後的周濟，撰定《詞辨》﹑《宋四家詞選》，言:“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但他得論述不囿於張氏的立論，以周邦彥﹑辛棄疾﹑ 王沂孫﹑吳文英為詞四大家。

而到晚清，一部分傳統詞派的詞人，如況周頤等清末四詞家，受到常州派的影響。而況周頤著有蕙風詞話，集合前人詞話，強調作詞有三要: 曰重、拙、大。並講求"性靈流露"與"書卷醞釀"。另外受到西學影響的新氏詞派，如王國維著之人間詞話，對詞學提出不同意見。王國維喜愛北宋詞的天然明暢，否定南宋詞的雕飾及詞旨晦澀，以情感的真摯為評詞標準，對南宋雅詞(如姜夔、吳文英、張炎詞)評價甚低。這些觀點在後世影響很大。

五四運動以後，胡適深受王國維影響，又建立了新的詞史觀。1927年胡適《詞選》問世，在《序言》中，認為姜夔以後，直到宋末元初，是詞匠的詞。他批判詞匠的詞“重音律而不重内容，側重詠物，多用古典，又缺乏情感與意境，沒有文學的價值。詞發展到‘詞匠’的階段，便已到不可挽救的末運。胡適提倡白話，以通俗自然和真實作爲審美標準，大程度否定南宋雅詞與清代詞。另外如胡雲翼等，受時代的影響，也形成了重豪放、輕婉約的詞學觀，他的《宋詞研究》初版于1926年，認爲“宋末的詞已經變到無可變了。所謂作家作詞，也隻是在舊詞裏面換字斟句并無新意，不值得我們加意來叙述。上世紀30年代，部分傳統的詞學研究仍在繼續發展，對風雅詞派看法也比較公正。然而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詞學觀卻幾乎是二三十年代偏頗觀點的延續。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出版于1957年，書中把婉約派詞人如周邦彥、姜夔等人稱爲格律派而加以貶低。1962年胡雲翼的《宋詞選》出版，對南宋末風雅詞的看法則更加武斷。在該書的《前言》裏，胡雲翼批評姜派詞人遠離的社會要求，將姜夔一派視爲詞壇逃避現實、偏重格律的逆流。。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這些看法實際上是當時社會審美理想的反映，因此進入新時期以後，詞學界對此前的社會學批評模式進行檢讨，開始重新審視南宋末的風雅詞。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對南宋末風雅詞人的撥亂反正也得以展開。如萬雲駿在《再評胡雲翼<宋詞選>》中認爲，“解放以來對宋詞的研究狀況用五個字來概括，那就是‘言必稱蘇、辛’”，其表現是對蘇、辛爲代表的豪放派詞人評價高、研究多，對婉約派除二李外評價低，對周、史等人基本上否定。萬雲駿認爲辛亥革命以後至抗戰之前，對宋詞的發展和作家作品的評價問題，顯然分成兩派，“一派主要以古人作品與前人論說爲據，如主易《詞曲史》、劉毓盤《詞史》、吳梅《詞學通論》、張振鋪《中國文學史分論》等對周、姜、史、吳等的評價很高，而對蘇轼、辛棄疾也肯定其思想價值與藝術成就”，“另一派則以‘白話’爲評論作品的準則，一反前人之說，可能也未遍讀宋人的詞，或讀而未必深人。

著名词人

下面列出幾位廣為人知的詞人，此外歡迎參看詳細的词人列表。

晚唐、五代

温庭筠（812年－870年）
韦庄（836年－910年）
张泌
冯延巳（903年－960年）
李璟（916年－961年）
李煜（937年－978年）

北宋時期

柳永（985年—1053年）
张先（990年—1078年）
晏殊（991年—1055年）
欧阳修（1007年—1072年）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晏几道（1030年—1106年）
苏轼（1036年—1101年）
秦观（1049年—1110年）
周邦彦（1056年—1121年）

南宋時期

朱敦儒（1081年—1159年）
李清照（1084年—1155年）
陸游（1125年—1210年）
朱淑真（1135年—1180年）
辛弃疾（1140年—1207年）
姜夔（1155年—1221年）
文天祥（1236年—1283年）
周密（1232年—1298年）
王沂孫
蔣捷（1245年—1301年）
張炎（1248年—1320年）

元明時期

耶律楚材（1190年—1244年）
元好問（1190年—1257年）

清時期

陈维崧（1625年—1682年）
朱彝尊（1629年—1709年）
纳兰性德（1655年—1685年）
陳廷焯（1853年—1892年）
朱祖謀（1857年－1931年）
況周頤（1859年—1926年）

近代

梁啟超（1873年—1929年）
王国维（1877年—1927年）
葉公綽（1881年—1968年）
汪兆銘（1883年—1944年）
吕碧城（1883年—1943年）
毛泽东（1893年—1976年）
夏承焘（1900年—1986年）
唐圭璋（1901年—1990年）
詹安泰（1902年—1967年）
沈祖棻（1909年—1977年）
饶宗颐（1917年—2018年）
邱世友（1925年—）
李岚清（1932年—）

台港澳與美加

陳冠堯（1891年—1962年）
林義祥（1924年—）
施議對（1940年—）
林夕（1961年—）

参考文献

^ 张尔田《〈词莂〉序》：“倚声之学，导源晚唐，播而为五季，衍而为北宋，流波竞响，南渡极矣。”
^ 刘毓盘《词史》
^ 杨慎《词品》卷五云：“元人工于小令套数，而宋词又微。”《白雨斋词话》卷三：“元代尚曲，曲愈工而词愈晦。周、秦、姜、史之风不可复见矣。”
^ 沈德潜《清绮轩词选序》云：“词昉于唐，盛于宋，稍衰于元明。”张惠言《词选序》云：“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词衰于元。”

研究書目

葉嘉瑩：《詞之美感特質的形成與演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葉嘉瑩：《唐宋詞名家論稿》（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葉嘉瑩：《迦陵論詞叢稿》(台北：大塊文化，2013)
孫康宜著，李奭學譯：《詞與文類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参见

词牌
词牌列表

[1] 张尔田《〈词莂〉序》：“倚声之学，导源晚唐，播而为五季，衍而为北宋，流波竞响，南渡极矣。”

[2] 刘毓盘《词史》

[3] 杨慎《词品》卷五云：“元人工于小令套数，而宋词又微。”《白雨斋词话》卷三：“元代尚曲，曲愈工而词愈晦。周、秦、姜、史之风不可复见矣。”

[4] 沈德潜《清绮轩词选序》云：“词昉于唐，盛于宋，稍衰于元明。”张惠言《词选序》云：“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词衰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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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別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