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
《大公报》（英語：Ta Kung Pao）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之一，1902年创刊于天津法租界，在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是最具影響力的报纸之一，与南开大学、天津碱厂被称为“天津三宝”。1926年至1949年是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该报在该时期以奉行“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
| 大公報 Ta Kung Pao | |
|---|---|
| 類型 | 日报 |
| 版式 | 大报 |
| 持有者 |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香港中聯辦全資附屬機構） |
| 創刊日 | 1902年6月17日 |
| 政治立場 | 建制派 |
| 語言 | 繁體中文、简体中文 |
| 总部 | 香港亞太總部：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 中國總部：北京市朝陽區亮馬河南路14旁1門 |
| 網站 | www.takungpao.com www.takungpao.com.hk |
1949年後，在中共港澳工委（今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的直接领导下，《大公報》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並成為其機關報[1]，其立場被指親中和有特殊的政治背景[2]，實際不再奉行“四不主义”，现隶属于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主打政治经济新闻。
目前，《大公報》與《文匯報》、《香港商報》和《香港經濟導報》並稱為香港「四大左報」[3][4]，其報導手法受到民眾及學者質疑[5][6][7][8]。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2016年的民調，《大公報》的公信力評分為4.21，在收費報章中排名倒數第一。2019年11月的民調，《大公報》再次敬陪末座，公信力評分是3.30，成為全香港公信力評分得分最低的傳媒[9][10][11]。而2020年由香港報業公會主辦的「香港最佳新聞獎」中，《大公報》共奪得13個獎項，是該屆全港獲獎最多的報章[12]。
报刊历史
早期
1902年6月17日，《大公報》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為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的英敛之（英千里之父、英若诚之祖父），属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經常刊登北洋政府的公文，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6年9月，英敛之将报馆售予股东之一的王郅隆。王郅隆是皖系安福系在工商界代表人物。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後，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後，《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影響力的文章[13]。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後辞去经理职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於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於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大公报》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
新记大公报
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三人拟定五项原则：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14]
1926年9月正日，《大公报》复刊号由张季鸾执笔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类刊物和舆论中心。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鉴于平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1935年至1937年，连载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公开报道共产党和红军。《大公报》出版部还结集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题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并七次再版。抗战初期，出版了范长江报道中共陕北根据地的通信集《塞上行》。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該報“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等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抗战時期
七七事变後，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於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1937年9月18日—1938年10月17日）和重庆版（1938年12月1日—1952年8月4日），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1938年8月13日—1941年12月13日）和桂林版（1941年3月15日—1944年9月12日）。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1940年10月，黄桥事件爆发，紧接着发生新四军事件，《大公报》猛烈抨击新四军袭击抗日军队的行径，支持国军对新四军的军事处置。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张季鸾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各馆；成立社评委员会，王芸生为主任委员，负责社评的选题、立论和撰写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國民政府，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第四条规定“本社以每年九月一日为社庆日，纪念创办人吴达铨、胡政之、张季鸾三先生”。
1944年5月下旬，《大公报》派孔昭恺参加了国统区组织的一个由二十余人参加的“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记者团在延安逗留了30天，了解一些当时延安各方面的情况。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宴会，欢迎“中外记者团”一行。毛泽东曾举杯对孔昭恺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看。” 之后，重庆《大公报》连续九天刊载了孔昭恺撰写的《西北纪行》。
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总管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对中共，发表《质中共》、指控中共用人体盾牌的《可耻的长春之战》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國民黨《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中共代表杨刚1948年9月从哈佛大学回香港，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后住到王芸生上海家中做工作。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离开上海，转道台湾飞抵香港，亲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津版改组于1949年2月7日改为《进步日报》，杨刚任副总编辑兼党组书记。4月14日，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于上海。5月25日解放军占领上海，王芸生等从解放区赶赴上海。杨刚从天津南下主持上海《大公报》工作。5月29日，在国统区进步美术运动的中心与最前沿的上海，刘开渠、杨可扬、野夫、朱宣咸、张乐平、庞薰琹、赵延年等国统区“进步美术”的代表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进步美术”力量在《大公报》发表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提出国统区美术工作者决心“为人民服务，依照新民主主义所指示的目标，创造人民的新美术”。6月17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1949年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1950年4月4日渝版正式取得报纸杂志登记证继续出版，1951年12月12日正式公私合营，公私合营管理委员会主任任白戈兼，副主任王文彬；1952年8月4日终刊。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大公报》重庆版经理王文彬任《重庆日报》经理。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併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於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办了103天後停刊。之后原北京《大公报》部分工作人员参与创办了《财贸战线》报（即现在的《经济日报》）。
1949年后的香港时期
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宣部直接领导下和在中共港澳工委的直接控制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报纸的阵地。《大公报》的立場明顯地支持中國共產黨，因此被認為有官方背景，在財經新聞方面也常發佈有關北京政府對香港或中國大陸的相關政策報導。《大公报》也会与香港一些亲共社团举办相關展览活動，例如：「和平正义的伟大事业—纪念中国抗日战争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运动60周年」，「雪域明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展览」等。《大公報》和《香港商報》或《文匯報》的網站也是中國大陸少數「解禁」的香港報刊及相關網站。
由于該報擁有被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悠久歷史背景，在報道國際及兩岸事务時往往站在中共立場，政治色彩濃厚。根據2009年針對香港市民對傳媒可信度的調查顯示，《文匯报》及《大公報》可信度分數排行最低[4]。2015年，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成員李國章曾表示「自己不讀《文匯報》或《大公報》，相信香港大部分人也不讀《文匯報》或《大公報》」，又指兩報寫得越多，港人越反對[15]。
2016年2月，《大公報》和《文匯報》合併歸入「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保持各自出報之同時亦「將統籌採編和技術力量，力圖在融媒體方面獲得發展」。[16]
市場定位
《大公報》網站自言以2008年1月数据，日均来访人数近15万人，在全球阅览量中，中国内地占75％、香港占5％、美国占5％、其它占10％[17]。2006年，《大公报》在向广东省零售发行“商旅版”，售价人民币3元。该版主要报道香港本土新闻为主，不报道香港以外新闻。[18]
網上平台方面，該報於1995年設立大公網，為中國最早創建的網絡媒體之一。據國際專業網站監測機構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大公網目均點擊率達1,000萬次以上，據大公網自介，其主要受眾為關注香港與中國內地的政商學文等社會各界精英群體，讀者遍及中國內地、港澳、台灣，以及美國、加拿大、澳洲、韓國、日本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大公網的全球受眾中，中國內地以外的訪問者數量佔全網總量的一半以上。[19]香港報業公會2014年的60週年會刊指出，大公網全球排名穩居中國新聞類網站前十，日均瀏覽量達1,000萬次以上，日均訪客數逾100萬，官方搜狐微博有242萬人關注，新浪微博則有52萬。[20]
報刊編排
《大公报》报头的「大公报」隶书红字，据传出自清末著名思想家严复手笔，下方为威妥瑪拼音“Ta Kung Pao”，表格最下方印着日期，星期，第XXXXX号，售价，出版版数，天气，大公网和大公报pdf版二维码。其后为大公报爆料热线。首页间中为广告页，但通常为头条新闻。《大公报》报纸的编排没有什么规定，视乎当日报纸出版页数。
报纸通常分为A、B版。
- A 版分为要闻、港闻、中国、国际、经济、体育、评论。
- B 版分为经济、大公园、小公园、文化、副刊。
逢星期日的《大公报》只有A版，经济、大公园、小公园会在A版里面。
獎項
| 年份 | 頒發單位／典禮 | 獎項 | 參考 |
|---|---|---|---|
| 1941年 | 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 | 密蘇里榮譽獎章（The Missouri Honor Medal） | [21][22] |
| 2017年 | 香港報業公會最佳新聞獎2017 | 報道組：最佳經濟新聞報道 冠軍、亞軍 寫作組：最佳經濟新聞寫作（中文組）季軍、優異；最佳標題（中文組）亞軍 設計組：最佳新聞版面設計（單版組）優異；最佳新聞版面設計（系列組）冠軍 | [23] |
| 2017年 | 第17屆消費者委員會消費權益新聞報道獎 | 文字（新聞／特寫／評論）銅獎 可持續消費獎：（文字組別）；（影像組別）銅獎 | [24] |
| 2017年 | 花旗集團傑出財經新聞獎2017 | 亞軍 | [25] |
| 2018年 | 香港報業公會最佳新聞獎2018 | 報道組：最佳科學新聞報道 季軍；最佳文化藝術新聞報道 亞軍、優異 寫作組：最佳經濟新聞寫作（中文組）亞軍、優異 圖片組：最佳圖片（特寫組）優異 設計組：最佳新聞版面設計（單版組）冠軍、亞軍；最佳新聞版面設計（系列組）亞軍、季軍 | [26] |
| 2018年 | 花旗集團傑出財經新聞獎2018 | 亞軍 | [27] |
| 2019年 | 香港報業公會最佳新聞獎2019 | 報道組：最佳獨家新聞 冠軍；最佳新聞報道 冠軍；最佳經濟新聞報道 冠軍、季軍；最佳文化藝術新聞報道 亞軍 寫作組：最佳經濟新聞寫作 (中文組) 冠軍、季軍；最佳標題 (中文組) 季軍、優異 設計組：最佳新聞版面設計 (系列組) 季軍、優異 | [28] |
| 2019年 | 第19屆消費者委員會消費權益新聞報道獎 | 文字（新聞／特寫／評論）銅獎 組別：文字（調查報道）銀獎 | [29] |
| 2020年 | 香港報業公會最佳新聞獎2020 | 報道組：最佳獨家新聞 亞軍；最佳新聞報道 優異；最佳文化藝術新聞報道 季軍、優異、優異；最佳科學新聞報道 優異 寫作組：最佳經濟新聞寫作（中文組） 冠軍、優異、優異；最佳新聞寫作（中文組） 季軍 圖片組：最佳圖片（特寫組） 季軍；最佳圖片（新聞組） 優異；設計組：最佳新聞版面設計（單版組） 亞軍 | [30] |
| 2020年 | 第20屆消費者委員會消費權益新聞報道獎 | 文字組別（調查報道）金獎 文字組別（新聞／特寫／評論）金獎、優異 | [31] |
| 2021年 | 第21屆消費者委員會消費權益新聞報道獎 | 文字組別（新聞/特寫/評論）銀獎 | [32] |
2020年9月22日，由世界品牌實驗室主辦的亞洲品牌大會，公布《亞洲品牌500強》，《大公報》獲選為《亞洲品牌500強》之一，排名第352位。[33][34]
爭議
| 日期 | 事件 | 概述 |
| 2010年12月2日 | 繁簡字轉換錯誤 | 《大公報》在一篇〈一年一度工展會維園舉行 營業額可望倍增〉的新聞中，內文提及「位元堂響應廠商會的『一元産品大優惠』，在展期首星期推出一元即食翅，每日售一百五十份，希望帶旺攤位墮胎，吸引更多市民購物。」使一些網民以為位元堂發明可作墮胎之用的即食翅，並在工展會中促銷。有網民解釋指，以上文字的原意是「希望帶旺攤位人流」，由於簡體中文的「人流」代表「人工流產」（墮胎），報社將簡體字自動轉為繁體字時便出現錯誤轉換[35]。 |
| 2011年2月6日 | 繁簡字轉換錯誤 | 《大公報》再度犯下「墮胎」的錯誤，發佈一篇題為〈商場新春墮胎生意較去年同期錄得增一成〉的文章，文中更出現多次「墮胎」字眼而再次成為熱話，更於翌日上報[36]。 |
| 2011年11月 | 抨擊中立人士或非建制派 | 前《香港電台》廣播節目主持吳志森的言論及政治立場引起部分左派人士不滿，例如早前的「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毒奶受害者代表趙連海」等，他均在節目中批評中共，被指立場「反共」。吳志森稱突然遭撤換節目主持，並指出過去一年內，他受到香港親中共報紙《大公報》、《文匯報》、《商報》的文章批判攻擊達70篇，文章多次要求香港電台中止他當節目主持人。[37] |
| 2012年1月 | 抨擊中立人士或非建制派 | 《大公報》一直經常抨擊香港泛民主派及反共人士，以反對派稱呼泛民主派，當中有不少是不使用真實姓名的署名文章。一些學者和中立人士亦多次遭受批評，例如2012年1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發表「香港人」與「中國人」身分認同的民意調查，即使負責該民調的鍾庭耀已多次解釋自己的用意，但也成為《大公報》的抨擊對象，《明報》指出，包括《大公報》在內的親中共報章在兩個月內發表了多達40篇抨擊鍾庭耀的文章，《華爾街日報》亦以「文革式的語言」（Cultural Revolution rhetoric）來形容事件，指「左報」旨在普選前先「閹割」（neuter）香港的反對派。[38]在事件中，聲援鍾庭耀的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成名、中文大學導師蔡子強，亦被《大公報》為「抗中亂港之實的真政客、假學者」。成名回應指，《大公報》做的是文革式的方法，目的就是要噤聲。[39][40] |
| 2013年4月18日 | 誤報有關習近平的假新聞 | 2013年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的《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一文，被大陆媒体广为转载。后大公报发布声明称此报道为虚假新闻及向讀者致歉。[41] |
| 2016年 | 與香港立法會選舉參選人發生爭執 | 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期間，《大公報》「特別政治組」記者跟蹤及追訪本土民主前線參選人梁天琦。[42]8月14日晚上，梁天琦於港鐵太古站與《大公報》記者發生爭執，[43]其後又連續兩天以頭版報道梁天琦的背景，亦到其中國大陸出生地翻查祖屋及先輩資料。[44][45] |
| 2019年1月 | 到台灣跟拍與誤指自由時報記者為蔡英文密使 | 中華民國立法院立法委員羅致政上午召開記者會指出，香港青年團體學生動源3名成員洪英棠、鍾翰林、洪心弦等人到台灣參訪，結果遭到大公報和文匯報記者跟監偷拍，羅致政表示，大公報刊出1月16日的頭版，其中講到「在『總統府』旁『國史館』與一名神秘男子會面長達一個半小時。該男子在會面後手持一批『獨書』，施施然步行到對面的『總統府』辦公室，驅公務車揚長而去。」事實上該報指出的神秘男子是台灣自由時報主跑總統府新聞線資深記者蘇永耀，大公報、文匯報宣稱蘇永耀停在記者停車區的私家轎車為公務車。羅致政表示，大公報「無視台灣法規，按程序申請採訪，就公然在台灣進行跟監，提出不實指控，混淆視聽，引發國安疑慮」。對此中華民國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譴責大公報所報出的該報導為假新聞，他表示來台旅客在總統府周遭被親中共港媒不法跟監，人身安全跟權利可能受到危害，總統府非常重視，並已要求國安局等相關單位，針對此事進行調查。[46][47] |
| 2019年2月13日 | 被指誣告戴耀廷煽動港獨 | 大公報刊登一篇評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的評論文章，文中指他上星期五出席旺角騷亂三週年集會，並在台上「為港獨份子打氣，並且向他們下指導棋」，認為他煽動香港獨立已經犯下刑責。戴耀廷在個人臉書發文指：「事實是我根本沒有出席那次集會」，他批評該篇評論文章的水平「實在太低」，連最基本的事實也搞錯[48]。 |
| 2019年4月 | 失實報導本土新聞宴會 | 《本土新聞》指摘《大公報》有關本土新聞五週年宴會的新聞報導失實，例如《大公報》於新聞報導中，聲稱有「出席晚宴的包括最年長旺暴被告七十五歲的陳和祥」。《本土新聞》指出陳和祥因旺角警民衝突而正身處監獄，所以當晩並不可能參與晚宴。對於《大公報》新聞報導失實，《本土新聞》則表示強烈譴責[49] 。 |
| 2019年7月9日 | 發佈71受傷警員「失血五公升」假新聞 | 《大公報》7月9日發布題為「被暴徒刺傷遭『黃醫護』粗暴對待」的報道，當中提及於7月1日示威中被刺傷的警員「失血五公升，差不多是人三分一的血液量。」。不過，一般成年人全身只有4至5公升血量[50]，受傷警員不可能流失5公升血液。有關假新聞被傳真社旗下Facebook專頁FactWire Fact Check於8月1日反駁。[51] |
| 2019年7月29日 | 指认纽约时报记者为乱港的“洋指挥” | 《大公报》拍摄了“洋指挥”在“社交软件向暴徒通报警方的最新动态”，并认定是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证据。[52]而事实上，被拍摄者是《纽约时报》技术经理Kevin Roche，当时他正在与另一名记者Ezra Cheung通信。[53][54]Ezra Cheung发推特称《大公报》和《文汇报》这两家亲北京报纸的指控是“可笑的”。[55] |
| 2019年7月 | 《大公報》招牌僭建 | 有市民向屋宇署舉報《大公報》於灣仔國華大樓外的紅色大字招牌涉嫌僭建。經屋宇署調查後，確認有關招牌不符合建築圖則，屬違規建築物。屋宇署要求《大公報》須於60日內完成清拆工程[56]。 |
| 2019年8月4日 | 被指冒充澳門記者及使用假名 | 據香港大學學生會校園電視報導，有人在示威場地拾獲曾經在2016年連日跟蹤梁天琦及與其打鬥的《大公報》記者盧永賢的記者證，發現他以《澳門論壇日報》的記者證覆蓋其《大公報》的記者證。由於《澳門論壇日報》的記者證上的名稱為Lo Ho-Yin，而盧永賢的英文名字為Lo Wing-yin，故「《澳門論壇日報》記者證」上寫著的疑似並非盧永賢的真實姓名。8月5日，《澳門論壇日報》在臉書專頁發出聲明，澄清他們從未發出過類似的工作證，又表示與該名人士沒有任何工作關係[57][58]。香港記者協會後來就事件到灣仔警察總部報警[59]。 |
| 2019年8月 | 公開美外交官未成年子女資料 | 香港《大公報》報道美國駐港領事館外交官與黃之鋒、羅冠聰會面的消息，涉事美國外交官及其丈夫的資料，及其兩名未成年兒子的姓名等。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於記者會上，直斥做法非官方抗議的行為，是暴徒惡棍政權所為，又表示與其他國家不同人士會面，是外交官的職能，其工作亦包括與反對派領袖會面，不仅限香港或中国，其他国家外交官也会这样做。[60][61][62]經濟學人一篇以《為何中國官員臆斷香港動蕩背後有美國？》為題的文章指出，香港大公報把美國駐港外交官與黃之峰見面，指是向他們面授機宜進行反政府活動，還形容該外交官“身份神秘，是低調的煽動專家”，但查實她的職責就是跟香港各界聯絡溝通，而當時她與香港民主活躍分子光天化日下在一家酒店大堂見面，或許只有兩個可能，一就是美國特務的職業水準下滑，二就是大公報的“神秘”定義過於寬鬆。[63] |
| 2019年9月9日 | 被指歧視失明人士 | 2019年9月7日，一名失明的律師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睇直播」（看直播）知悉示威者進行罷買行動，希望運用法律知識幫助示威者，亦希望能夠減少警民衝突。2019年9月9日，《大公報》發表題為「爛蘋果視頻當人雙目失明」的專欄文章，揶揄該名律師如何看直播，並表示「真係信佢半成，都雙目失明」（真是相信她半成，都雙目失明），又質疑該名律師假裝失明[64]。該名律師於2019年9月15日在《大公報》的辦事處外張貼及宣讀抗議聲明，指責《大公報》捏造新聞，應作反省，她表示所指的看直播，其實是依靠耳機去聽，該文章刊登後，在盲人圈子廣傳，認為是歧視中傷，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莊陳有表示盲人生活在以視覺為主流的社會，與健全人士同樣是用主流語言溝通，例如「睇戲」（看戲）、「睇書」（看書）等，指《大公報》專欄作者的推理令人啼笑皆非[65][66]。 |
| 2019年11月6日 | Facebook專頁預報何君堯遇襲事件 |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於屯門擺設街站時遇襲，左胸被刀刺傷，何君堯事後稱傷口約兩厘米，疑犯當場被捕。《大公報》旗下的Facebook專頁《大公報-大公網》發貼一段何君堯在病牀受訪的短片，不過貼文上載日期竟為前一天晚上。[67] 該事件一出，紛紛引起大眾質疑此事是港府自導自演，栽贓嫁禍香港抗議者。大公網6日晚在其網站發文，堅決否認5日晚提前發帖，並聲稱該報6日上午11時43分收到何君堯的影片，「11時54分發布帖文」，但其後其臉書賬戶疑似遭入侵，帖文發布時間「被篡改成5日晚7時54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認為，大公網社交網站管理員可能誤用「Backdate post（追溯帖子）」功能。[67] |
| 2020年8月14日 | 記者跟蹤立法會議員許智峯事件 | 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於社交網站平台表示，自己連續多日被一輛車牌為WW5399的私家車跟蹤，該車輛載有大量攝影器材，被發現後試圖駛離現場，期間撞到許智峯，許智峯報警處理。警員到場後只是在涉案車輛旁邊敲窗了解事件，其後拉起人鏈護送車輛離開。許智峯要求警方向交代車上兩名記者隸屬哪間報館，並將兩人拘捕，但遭警方拒絕，其後有消息指兩名涉案人士為《大公報》記者，有網民表示其中一人是2016年在太古站內與梁天琦爭執打架的姓盧男記者。警方在事件中沒有要求涉嫌撞傷人的司機下車接受調查，並護送涉事車輛離開，被質疑有別於正常處理交通意外的程序。《大公報》其後發表聲明批評許智峯包圍採訪車，影響新聞自由，許智峯亦發表聲明回應，指《大公報》的聲明將惡意跟蹤稱為正常採訪，將受害人變被告，認為是指鹿為馬、顛倒是非黑白的行為，要求《大公報》撤回聲明及道歉，並循法律途徑追究[68][69][70]。 |
| 2020年8月23日 | 指朱耀明牧師安排港人逃亡 | 廣東海警局截獲一艘涉嫌非法越境的快艇，拘捕12人，當中包括被指違反《港區國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及多名涉及反修例案件的人，2020年8月29日，《大公報》發表題為「調查報道\幕後黑手黃春生幫逾200暴徒潛逃台灣」的報道，指台灣牧師黃春生是幕後黑手，同時指稱黃春生與朱耀明相熟，並暗示朱耀明參與安排偷渡計劃[71]，朱耀明於同日發表聲明，指整篇報導當中，涉及他的內容完全失實，並指責《大公報》暗示他參與安排偷渡計劃是居心叵測[72]，黃春生對於《大公報》的指控感到憤怒，怒斥：「紅媒作文比賽啊！亂寫。」，他表示自己主要做人道援助工作，透過心理諮商師、精神科醫師來援助患上創傷後心理壓力緊張症候群的人，並表示自己不認識朱耀明[73]。 |
| 2021年1月26日 | 報道王繼祖為港獨份子 | 年僅11歲的「天水圍社區關注組」主席王繼祖，在2021年1月24日跟進天秀路公園進行「大媽舞」聚集投訴。期間一名白衣老翁情緒激動，辱罵、頭撞及毆打襲擊王繼祖，之後報警求助。[74]2021年1月26日，《大公報》發表題為「調查報道\「11歲主席」墮落「黃途」」的報道，指該名主席被黃媒洗腦、受黃之鋒扶持及受黃絲吹捧，更假借老師及社工身份，進入王繼祖家中訪問其家人，並披露其家庭資料(俗稱「起底」)。關注組主席後來得悉後，抨擊該報「看圖作故」，不經批准將個人資料登報，質疑該報不專重私隱。[75] |
| 2021年2月27日 | 被指文革式批鬥政府官員劉利群 | 《大公報》於2021年2月27日以頭版報導指剛升任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的劉利群不符合愛國者標準，其言論被形容為「文革2.0」[76]，葉劉淑儀其後於社交平台撰文，以「請停止『文革式』批鬥新任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劉利群」為題，提出多項觀點作出反駁[77]。 |
| 2021年4月27日 | 《大公報》記者虐打12歲親女被捕 | 一名報稱任職《大公報》記者的男子，於2021年4月27日晚上11時許在家中因剛升中的女兒洗澡後不願收拾衣服，徒手及用拖鞋打女兒約1分鐘，令她身體多處受傷，因而被捕並被控一項「對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襲擊」罪。同年8月5日在東區裁判法院獲准以1000元，自簽守行為12個月，期間不得干犯任何與暴力相關的控罪。[78] |
| 2021年5月3日 | 被指誣衊法輪功 | 《大公報》自2021年4月20日起連日刊登題為「法輪功揭秘」的專題報道針對法輪功，指控法輪功違反《港區國安法》，法輪功佛學會會長梁珍朗與數名學員於2021年5月3日前往《大公報》總部外示威及朗讀聲明，指法輪功為香港合法社團，《基本法》保障法輪功合法地位和信仰自由，對《大公報》編輯部不懂香港法律感痛心，並表示會保留訴訟權利，同時指控《大公報》違背事實、煽動仇恨，梁珍朗更表示被《大公報》記者長時間跟蹤，影響其正常工作和生活[79]。 |
部分记者与评论員
- 张季鸾（《大公报》掌门之一，长期担纲总主笔，1941年去世）
- 王芸生（《大公报》后期总编，后留在大陆，文革中遭迫害，1980年去世）
- 徐铸成（《大公报》记者，编辑，后担任《文汇报》总主笔，1991年去世）
- 蒋荫恩
- 陆诒
- 萧乾（长驻欧洲的中国记者）
- 范长江（著名通讯记者，后与《大公报》分道扬镳，文革中自杀）
- 杨刚（《大公报》驻美特派员，1957年反右运动中自杀）
- 彭子冈（大公报左派记者，反右運動中被划为右派）
- 徐盈
- 曹谷冰（报道中苏建交後苏联情况）
- 朱启平（报道日本受降仪式，其通讯《落日》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
- 高汾（抗战胜利後进入《大公报》，与丈夫高集一同成为民国著名夫妻报人，后被劃为右派）
- 陈纪滢（抗战期间曾主编过《大公报》有影响的《战线》副刊，在汉口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後被选为理事之一。後定居臺北，多发表回忆录）
- 孔昭恺
- 姜國元 (筆名安裕）80年代曾被派駐到英國及美國，於華盛頓採訪白宮政治新聞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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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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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芝琛 / 刘自立，《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2月，ISBN 9787806036228
- 贾晓慧，《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2002年4月，ISBN 9787201040479
- 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2002年5月，ISBN 9787543012882
- 《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编委会，《我与大公报》ISBN 9787309032048；《大公报一百年社评选》ISBN 9787309032147 ；《大公报寰球特写选》ISBN 9787309032024；《大公报一百年新闻案例选》ISBN 9787309032093；《大公报一百年头条新闻选》ISBN 978730903198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
- 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1日，ISBN 9787300052311
- 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ISBN 9787310025251
- 李秀云，《大公报》专刊研究，新华出版社，2007年12月1日，ISBN 9787501182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