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遺囑
蔣中正遺囑，官方稱先總統 蔣公遺囑，也稱蔣介石遺囑，中國國民黨內稱為總裁遺囑[1]，是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的遺囑。据考证，蒋中正年轻时就已留有遗嘱，从1920年至1975年这55年中至少写过9个遗嘱（其中3个具体内容不详）[2]。其逝世遺囑目前刻在中正紀念堂大廳裡的蔣中正坐像之正下方。
早年遺囑內容 编辑
《蒋介石日记》中最早出现遗嘱的记载是在1920年3月，当时他在援闽粤军中任职，时常感到“受小人排挤”，郁闷不得志，故立遗嘱。
第二次出现有关遗嘱的记载是1922年，蒋决心南下护卫“蒙难”的孙中山，临行前抱有去无回之决心，20日“上午写静江遗嘱事”，将家事托付好友张静江。另有一个内容完整的遗嘱，写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当时感到“内忧外患相逼”，怕自己“万一不测”。
1934年7月5日，蔣稱：「一、余死後，不願國葬，而願與愛妻美齡同葬於紫金山紫霞洞之西側山腹之橫路上。二、余死後，凡武嶺學校，以及不屬於豐鎬房者，皆全歸愛妻美齡管理。三、余死後經國與緯國兩兒皆須聽其母美齡之教訓。凡認余為父者，只能認余愛妻美齡為母，不能有第二人為母也；四、農民銀行之資本金，與公記戶存款，皆為國家公款，本為發展航空之用，如余死後若能仍為建設空軍更好，否則當加作遺族、武嶺、政治三學校基金各一百萬之外，其餘應併入中央銀行，作為農村復興永久之基金，家庭私人不得參加干預其事也。」[3]:174
1936年12月，蔣在西安事变时寫下遺囑，均為毛筆所撰；一份是蔣給全國國民同胞的信，一份是蔣致宋美龄的私人遺囑，一份寫给蔣經國和蔣緯國[4]:274：
余乃 國父中山先生之忠誠信徒，自投身革命以來，無時不為三民主義在中國之勝利竭誠努力。然自三省陷敵以來，國事日蹙。共匪猖獗之勢無日不堪其憂，雖數次進剿，然皆因吾黨吾軍貫徹領袖意志不力致功敗垂成。黨紀不嚴，國法不張，領袖亦無威法可言。各派政治勢力，陽奉陰違，皆欲趁此敵犯北疆之際謀私圖利。或割據為政，或以收復失地為由妄圖不軌。學生民眾亦受邪黨異說之煽惑，助紂為虐。余深感有負 國父囑託，現陷於叛軍之手，致全黨全國蒙羞。在此九死一生之際，余決心殉國，切希吾黨吾民珍視團結，舉國一心，以 國父三民主義為矢志不渝之救國謀略，上下精誠，務期早日實現國民革命之偉業。剿除共匪，剷除叛亂，則余死於九泉而無憾也！
蔣中正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美齡吾妻：
- 吾決心殉國。經國、緯國吾子即汝子，望善視之。
蔣中正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經國、緯國吾兒：
- 余只承認宋美齡為余惟一之妻，務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則吾雖死九泉之下亦瞑目矣。
蔣中正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4]:275
2004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开放的宋子文日记中，首次披露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曾写有遗嘱交宋子文，但没有遗嘱的具体内容，之后开放的蒋介石日记中则有其所写三份遗嘱的全文。蒋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为是“叛乱”，必须严惩，要求南京政府急速进兵讨伐。但他知道这会更加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在此生死未卜之际，写了三份遗嘱。
1971年6月蒋中正在日记写道：“审阅检查身体报告书，脑动脉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觉亦有所病也。如医药与休息无效，则国家后事应预作安排。经国乃可继此复国任务，惟其为我父子关系，不愿有此遗嘱，但其能力为静波（严家淦字，其时为副总统）之助手，出任行政院长，则于公于私皆有益，望我党政军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我光复大陆之共同使命也。”当年底，蒋介石再次留下了遗嘱。这次是单独写在一张纸上，夹在1971年日记本中，形式上更像“遗嘱”。全文如下：“今后政府组织：一、以家淦继任总统。二、以经国任行政院長兼三军总指挥。三、党务应集体领导。中正12月23日”。用了“今后政府组织”、“继任”等词，显然是做最后的交代。
逝世遺囑內容 编辑
1975年4月5日，蔣中正逝世時，根據侍從翁元口述：“老先生歸西時，沒有交代任何的遺言”[5]:188。 總統蔣公遺囑於3月29日「預立」[6]:145。此遺囑由秦孝儀代筆[4]:274。並且直至蔣過世後，五院院長才簽名以為旁證[7]。內容如下：
總統蔣公遺囑
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
總理革命，無時不以 耶穌基督與
總理信徒自居，
無日不為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
堅苦奮鬥。近二十餘年來，自由基地，
日益精實壯大，並不斷對大陸共產邪惡，展開政治作戰，反共復國大業，
方期日新月盛，全國軍民，全黨同志，
絕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懷憂喪志！
務望一致精誠團結，服膺本黨與政府領導，奉主義為無形之
總理，以復國為共同之目標。而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
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余畢生之志事，實亦即海內外軍民同
胞一致的革命職志與戰鬥決心。惟
願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強，非達成
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秦孝儀承命受記
蔣宋美齡 嚴家淦 蔣經國 倪文亞 田炯錦 楊亮功 余俊賢 [8][4]:274
4月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議奉行遺囑[1]。4月11日，總統嚴家淦奉行遺囑令，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副署[9]。
基督信徒爭議 编辑
遺囑代筆人秦孝儀指出，蔣遺囑首句本為「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總理信徒自居……」，「耶穌基督」是由宋美齡添加，秦因此背了一段時間黑鍋[10]。對於蔣是否真信基督教，存在不同意見。一种意見认为，蔣早年即隨母信奉佛教，並非真正相信西方基督教，蔣於基督教受洗是因為其妻宋美齡家族原因。另一种意見认为，蔣确实信仰基督教。[11]。該遺囑存在紕漏和矛盾，一則蔣「自束髮以後追隨總理革命便無時不以耶穌基督信徒自居」不符事實，蔣早年頗信佛教，時常到佛寺中禮佛、求籤，能讀誦《金剛經》，並為母親抄寫了《楞严经》、《维摩诘经》[12]，不但常常與母親討論《楞严经》、《法華經》佛理，論及禪宗、淨土宗；還曾經禮聘太虛大師為他講解《般若心經》，並捐助太虛大師3,000銀元[13]，四十多歲方接觸基督教；一則以耶穌基督信徒和以總理中山信徒自居存在矛盾，孫中山晚年亦否定基督教，頗反對宗教信仰。
参考文献 编辑
- ^ 1.0 1.1 總統蔣公哀思錄編纂小組 (编).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奉行總裁遺囑決議文〉. 《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 台北. 1975-10-31.
- ^ 来源：华声在线；作者：李华；责任编辑：李华. . 中国网. 2016-01-15 [2016-01-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8-06） （中文（简体））.
- ^ 朱寶琴、李寧編著. 《宋美齡年譜》. 北京: 東方出版社. 2019.
- ^ 4.0 4.1 4.2 4.3 師永剛、張凡編著. 《蔣介石：1887～1975.下》. 北京: 華文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07534863.
- ^ 翁元口述、王丰撰. 《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 台北縣: 圓神出版社. 2001.
- ^ 總統蔣公哀思錄編纂小組 (编). 〈治喪報告〉. 《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 台北. 1975-10-31.
- ^ 總統蔣公哀思錄編纂小組 (编). 〈司法院長田炯錦回憶〉. 《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 台北. 1975-10-31.
-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75年1月－6月），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82年，第774頁
- ^ 總統蔣公哀思錄編纂小組 (编). 〈奉行故總統蔣公遺囑令〉. 《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 台北. 1975-10-31.
- ^ 〈秦孝儀蔣家文膽〉，《[[鳳凰週刊]]》：秦孝儀因遺囑被宋美齡插入“耶穌基督”4字，背了一段時間黑鍋. [2013-11-03]. （原始内容于2012-05-27）.
- ^ 一直以來，蔣中正信仰基督教都被指是因為宋嘉澍家族，他本人並非真正相信西方基督教。過去流傳蔣介石部份日記有載，待其如親母的岳母，宋倪桂珍女士一直勸他加入基督教，但被拒。倪桂珍病重時他認為再不答允太對不起岳母才改信基督教。而且，張學良、趙一荻等都不認為蔣介石是個真正基督徒。蔣介石束髮追隨孫中山革命直至認識宋美齡家之前也根本不瞭解基督教是怎麼一回事，故不可能以耶穌基督信徒自居 。然而，呂芳上研究過蔣介石日記全文後，指出在蔣日記中，可以看到主宰他人生的，包括他稱「中師」的孫中山、他的母親以及妻子宋美齡，還有耶穌基督。蔣是在自己有所證驗後，才信基督教。「蔣早期受母親影響，信奉佛教。結婚前沒念過基督教《聖經》。1930年，岳母倪桂珍勸他入教。這一年2月，蔣夫人和江長川牧師都勸他受洗。但是，蔣在日記裏自言，他對教義還不了解，所以沒有答應。1930年8月，他在軍事行動中有所證驗，認為『這是上帝的力量』。同年8月15日，他讀《新約聖經》，啟發新思維。這一年10月23日，蔣才正式受洗。他對於基督教過去知道但不解，直到他個人有所證驗之後，他才接受。這是他的人生態度，對某些事一定要了解才願去做。」〈蔣介石日記曝光讓他走下神壇和祭壇〉《亞洲週刊》第21卷第39期（2007-10-07）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蔣介石的書單與反思〉《亞洲週刊》21卷39期（2007-10-07）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蔣介石終身不蓄髮與信佛有關. [2016-09-28]. （原始内容于2017-03-05）.
- ^ 《论蒋介石宗教信仰的转变》.陳蔚.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