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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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辛（？—前1046年？），子姓，殷氏之始，名受，一名受德[註 1]，後史隨從周人稱他為紂王、商紂王、殷紂王，是“大邑商”最後一代的君主。夏商周断代工程認為他在前1075年至前1046年在位。
帝辛非常重視農業和生產力發展，實施社會變革，使其国力强盛。[來源請求]在位期间，他持續对东南方的人方（东夷）用兵，直至徹底擊敗，使商疆域擴至江淮一带。由於戰爭持久導致國內空虛，使一向俯伏、自稱“小邦周”的武王乘機联合西方各方国一同伐商。在史稱牧野之战中，商軍夜遭偷襲而敗，帝辛玉衣自焚以成“天命”，“大邑商”從此退出歷史舞臺[1]。周武王在帝辛生前稱他為“商王受”，而在建國之後，給他一個惡谥之名紂（「紂」，綁馬臀的皮帶，引申為殘義損善），因此帝辛以纣王一名为后世人所知。
生平
幼年
帝辛高大威猛，力大無窮，自幼聪敏过人、反應敏捷，智謀足可使人拒絕規勸，言辭足可文過飾非。《荀子·非相篇》说帝辛“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 《史记·殷本纪》也说“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
继位
帝辛继位后，定都于沬（前1082年），后改沬邑为朝歌（今河南淇县）。他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來源請求]，商朝国力逐渐强盛。在位期间继续对人方（周人称之为东夷）、林方、虎方等用兵，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之后最终取得了胜利，并将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然而，对人方的战争导致了国内空虚，最终导致了商朝的灭亡。[2]
武王伐纣
公元前1046年（武王元年，周文王十五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对殷商发起进攻。商军主力在东南，无法征调，只得将战俘临时武装起来进行抵抗。而此时帝辛已经受到了众多贵族和巫师等的集体反对，军心涣散，周武王以在距離朝歌（今河南淇縣）七十里外的牧野与商軍交战，商軍倒戈而前军攻击后军。商军因而大败，史称牧野之战。周军随即攻至朝歌。帝辛自知大势已去，便登上鹿台，穿上宝玉衣，以纵火自焚的方式献祭了自己，商朝就此灭亡。[3]帝辛死後頭顱被周武王斬下，懸在白旗，兩位妻妾的頭顱懸在紅旗上，被送入周太廟祭拜周人祖先。[4][5]
帝辛死后，葬于淇水之滨。
家族關係
家庭
- 兒子：武庚
仅封神演义记载的家庭人物
文献与考古研究
周朝灭商以后，纣王与夏桀一起被当作是暴君的典型，不过近年以来有不少人对此提出怀疑。
关于比干之死，夏商周斷代工程等研究指出其存在疑点。如比干以諫言而死是到春秋時期才有紀載，被商纣王所杀和挖心则是战国晚期的寓言中才出现的说法，距离商末已相隔甚遠；《楚辞·天问》则认为比干是投水而死。[9][10]諸多文獻表明，隨著歷史推演，对紂王行为的描述显得越來越殘暴，新增的情節也越多，炮烙之刑詳細紀載為夏桀發明，後不知怎麼也成了紂王，不能排除後人醜化的可能。
《史記》记载，帝辛“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又說他“好酒淫樂，
《韩非子·喻老》亦有記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亦云“纣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玉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帝王世纪》记载，帝辛在位期间，西伯的嫡長子伯邑考在殷商做人質，當時負責替帝辛駕車。但某日，帝辛派人烹殺了伯邑考，並將他做成了肉羹賜給西伯昌，並說：「聖人應當不會吃自己兒子做成的肉羹。」西伯昌最後還是吃了肉羹。帝辛評價說：「誰說西伯昌是聖人？吃了自己兒子做成的肉羹尚且不自知。」[11]
在众多文献中，帝辛是一个实行炮烙之刑，滥杀无辜，开设酒池肉林，穷奢极侈的昏暴之君。他与夏桀并论，在中国一直是暴君的代名词。这一段历史，後人加上想像，寫成了《封神演义》。成語有“助紂為虐”[註 4]。
对暴虐记载的质疑
早在古代，就有少数学者对桀纣的罪状持怀疑态度，例如东汉的王充在《论衡》中就认为“酒池肉林”之说并不可信，南宋的罗泌在《路史》中也认为桀纣的罪状大多相似，而梳理各类文献后认为存在增衍、夸大的情况。[12][13]随着对商周时期研究的不断深入与甲骨文、青铜器等地下史料的发掘出土，近现代学界质疑帝辛“暴虐”记载的声音越来越大。据考证，在西周时期的文献中，所宣扬的帝辛的形象虽然负面，但却并没有实质残暴的内容，《尚书·牧誓》中列举的商纣王的罪状只有六条，分别是听妇人的话、不用亲戚为官、任用逃犯为官、不认真祭祀、酗酒和相信自己有命在天，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也认为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只是将领酗酒误事。而对于这些罪状，例如商朝晚期墓葬中的明器越来越多见，用于祭祀的器物则越来越少见，明显有“薄葬化”的趋势，且从祖甲实行周祭改革以后，更多采用谷物祭祀和舞蹈祭祀，祭祀中用人和用牲逐渐越来越少，祭祀仪式流程也愈发简化，商朝末期人牲和人殉比较少见。[14][15][16][17][18]此后周人作为后进性民族，吸收并继承了商人和东夷的腰坑殉狗和人祭人殉等习俗，又由于神道设教的需要，人祭人殉习俗仍然在各个诸侯国保持了数百年以上，因此商纣王不认真祭祀在当时背景下反而是比较进步的表现，而周人自然会指责其“不肯事上帝鬼神”、“昏弃厥肆祀，弗答”。[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且商代只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天帝”只表现为自然性，周代出于神道设教祭祀天帝，因此清华简《系年》第一章会指责商纣王“不恭上帝”。[31][32][33][34][35][36]雖然殷周時代都存在由婦女擔任的官職，如「世婦」可掌管祭祀、賓客等禮儀，受國君尊崇[37][38][39]，但據陈曦、张懋镕、王奇伟、王晖、王瑞英、杜芳琴、何敏、耿超、谢乃和等众多学者研究，西周女性的整体地位相对于商朝大幅下降，主张“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而相对将妇女被排斥于军政事务之外，并开始趋于伦理保守和礼教束缚，这是《尚书·牧誓》中周武王指责商纣王“惟妇人言是用”、“牝鸡之晨”的缘由，同样也是后世儒家排斥性开放的“郑卫之音”并将其视为“纣俗”的原因。[17][40][41][42][43][44][45][46][47][48][49]商代方国联盟为主的制度下，政治組織不甚嚴密，儘管商代存在管理、徵集兵眾之行為，如甲骨文中有“登人”、“登众”之句，但整體政治组织形式仍较为松散，诸侯中常有犯人逃往他国，别国逃犯有时则被商王任用；而周代政治组织严密，如《周禮》有“司民”之官，“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早在周文王就已实行“有亡荒阅”，即在全天下搜捕逃犯，将抓到的逃犯归还给各国，因此获取了部分西土诸侯的支持，周人便在《牧誓》中指责帝辛“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43][50][51]不用亲戚为官则是商纣王打击守旧派贵族的手段，酗酒则是商朝一直以来的传统。[18][52]“天命”则是争议较大的话题，部分学者如晁福林等认为商朝并没有后世的决定朝代兴亡命运的“天命观”，《商书》中的“天命”实际上是“祖宗之命（祖先神的在天之灵能保佑和弃绝自己的生命）”，按这种理解则是帝辛虽然不认真祭祀祖先，却始终相信祖先的在天之灵不会弃绝自己。[31][32][33]
顾颉刚等疑古派学者认为，后世文献中有关于商纣王的罪状经历了一个“古史不断层累”的过程，越是晚的时代，其罪状就越多越详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古史累积”的爆发期，诸子百家和游士说客不了解历史真相，在寓言故事和杂谈的举例论证中，把作为前朝亡国之君的商纣王当成一个反面教材下的箭垛子，为了宣扬“恶有恶报”，相对于西周时期的原始文献又给纣王增添了不少新罪状，例如作炮烙之刑、把人剁成肉酱、剖割孕妇之胎等。而出土的上博简中的《容成氏》作为成作年代相对较早的文献，其所描述的炮烙之刑只是一种低级趣味的游戏而非酷刑。[53]“剖割孕妇之胎”也是《诅楚文》中秦王宣称的楚怀王的罪状，可见这只不过是战国时期常见的扣给敌人和亡国之君的一种帽子。“把人剁成肉酱”的醢刑在战国秦汉时期也是常见酷刑之一，所以才能在当时的寓言杂说中加到商纣王的身上。再比如《董子》佚文中缠子声称“桀为天下,酒浊而杀厨人。纣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杀庖人”，这是将晋灵公的罪状张冠李戴到作为亡国之君的“桀纣”的身上。因此，《列子·杨朱》中说“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而对于比干之死，《楚辞·天问》则认为比干是投水自尽[54]。到了汉代以后，统治者继续把帝辛作为反面形象宣传，经过千年积毁，商纣王才被塑造成暴君的典型。[55][17][18]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降，中国大陆持“殷商奴隶社会说”的历史学者中，有一部分会以牧野之战“奴隶倒戈”的说法作为論述“商纣王残暴”之论据。而主张商朝非奴隶社会的学者，例如无奴学派、西汉封建论者和魏晋封建论者，无人赞成“奴隶倒戈”的说法，通常认为是反对帝辛的守旧派贵族带头发起的叛乱。[56][57][58][59]
根据《左传》等文献以及殷墟甲骨文，帝辛征服了淮夷，派飞廉出使北方，对中国古代的统一与各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有过一定贡献。《诗经·商颂·玄鸟》：“武王靡不胜。”《诗经·商颂·长发》：“武王载旆，有虔秉钺。”郭沫若認為这里的“武王”是指帝辛，他在生前曾深受百姓的爱戴，是殷民心目中的“武王”。[60]
相关文物
帝辛时期的青铜器有很多，例如现存于北京故宫的二祀邲其卣、四祀邲其卣、六祀邲其卣分别是帝辛二年、四年、六年时铸造的青铜器。这三件器物都提到了邲其这个人物，据铭文记载，他协助帝辛进行了祭祀，帝辛赏赐了他贝币。除此之外还有作册般青铜鼋、版方鼎、宰虎角等等。从当时的金文中可以知道作册般为帝辛时期的史官。
评价
毛澤東认为，“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但損失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商朝亡了國。”“商紂王是很有本領的人，周武王把他說得很壞。他的俘虜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後失敗了。”[原創研究？]
後世創作
纣王也是明代文學小說《封神演义》中的一个登场人物，在该小说中也称他为“寿王”。
影视错误
“纣”是周朝统治者给的谥号，影视作品在他活着的时候称他为“纣王”，但当时帝辛还没有死，不可能用周朝统治者给他的“谥”。
《逸周书·谥法解》记载谥法起源于周公旦（“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但现在一般认为《逸周书·谥法解》是战国时期的托古之作，谥号实际上是西周中期礼制改革之后的产物，也有人认为谥法起源于更晚些时候（周厉王时期甚至春秋时期）。总之，在商纣王帝辛时期，谥号还未流行。另外，《牧誓》中记载的周武王牧野之战时发表的檄文，里面称呼帝辛为“商王受”[61][62]。
電影
- 《妲己》由申永均飾演。
- 《哪吒之靈珠重生》由許占偉飾演。
電視劇
- 《封神榜 (1981年)》無綫電視劇集由譚炳文飾演，在《歡樂今宵》欄目中播映。
- 《封神榜 (1989年)》由張續成飾演。
- 《封神榜 (1990年)》上海香港合拍電視劇由達奇飾演。
- 《蓮花童子哪吒》由程建勳飾演。
- 《封神榜 (2000年)》中國電視公司劇集由蘇炳憲、萬鴻貴飾演。
- 《封神榜 (2001年)》無綫電視劇集由鄭子誠飾演。
- 《封神榜之鳳鳴岐山》由馬景濤飾演。
- 《封神榜之武王伐紂》由呂良偉飾演。
- 《封神英雄榜》、《封神英雄》由吳卓翰飾演。
- 《封神演義 (2019年)》由鄒兆龍飾演。
- 《夢回朝歌》由保劍鋒飾演。
- 《哪吒與楊戩》由葉項明飾演。
- 《封神之天啟》由羅嘉良飾演。
- 《封神榜·妖滅》由許凝飾演。
脚注
参考资料
- ^ 商纣王帝辛. [2015-10-30]. （原始内容于2020-11-04）.
- ^ 《左传·昭公十一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
- ^ 司馬遷. 殷本紀. 史記. [-61].
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朝歌），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逸周书·世俘》曰：“甲子夕，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 - ^ 《史記》〈周本紀〉「(周武王)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
- ^ 《逸周書》〈世俘解〉：「武王在祀，大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
- ^ 《史记·殷本纪》中说：“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 ^ 《呂氏春秋·卷十一》稱微子、微仲與紂王三人同母，但是其母在生微子和微仲时的身分是妾，生紂王時則已升為正妻，所以微子是庶長子
- ^ . [2015-12-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0-03）.
- ^ 《楚辞·天问》：“比干何逆，而抑沉之。”，《楚辞》，中华书局出版社，2019年.
- ^ 湖南衛視-商纣王的历史真面目. [2015-08-23]. （原始内容于2015-09-24）.
- ^ 《史記正義·殷本紀》：帝王世紀云。「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為紂御，紂烹為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 ^ 王充《论衡·语增》: 令池在深室之中，则三千人宜临池坐，前俛饮池酒，仰食肴膳，倡乐在前，乃为乐耳。如审临池而坐，则前饮害于肴膳，倡乐之作不得在前。夫饮食既不以礼，临池牛饮，则其啖肴不复用杯，亦宜就鱼肉而虎食。则知夫酒池牛饮非其实也。
- ^ （南宋）罗泌《路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 ^ 徐明波, 彭裕商. 殷墟黄组卜辞断代研究[J]. 中国史研究, 2007(2):13.
- ^ 江雨德《国之大事：商代晚期中的礼制改良》，唐际根主编《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11月
- ^ 郜向平. 商墓中的毁器习俗与明器化现象[J]. 考古与文物, 2010(1):8.
- ^ 17.0 17.1 17.2 17.3 许莉莉. 清华简所见商末周初史事初探[D]. 烟台大学.
- ^ 18.0 18.1 18.2 18.3 李娜. 帝辛行为再审视[J].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5(03):62-66.
- ^ 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问题》，《考古》1987年02期
- ^ 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新资料概述》，《考古》1996年12期
- ^ 张诒三. 《论语》"先进于礼乐"章索解[J]. 齐鲁学刊, 2019(4):9.
- ^ 王志友. 商周时期的腰坑葬俗[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0(6):6.
- ^ 曾宝栋, 杨杨. 浅谈商周时期墓葬中腰坑的功能和意义[J]. 殷都学刊, 2017, 38(3):6.
- ^ 刘源. 周承殷制的新证据及其启示[J]. 历史研究, 2016(2):16.
- ^ 曹斌. 恭懿之际西周国家的转型[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7(3).
- ^ 胡剑. 从《左传》看春秋人殉制度的演变[J]. 昭通学院学报, 2018, 40(4):4.
- ^ 翟胜利. 西周金文与献俘礼[J]. 文物春秋, 2010(6):4.
- ^ 孙庆伟. 祭祀还是盟誓:北赵和羊舌晋侯墓地祭祀坑性质新论[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2(5):15.
- ^ 邹芙都, 余霞. 西周黎国政治军事地位及姻亲关系初探[J]. 史学集刊, 2017(3):10.
- ^ . [2022-01-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2-22）.
- ^ 31.0 31.1 晁福林《论殷代神权》，《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 ^ 32.0 32.1 晁福林《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 ^ 33.0 33.1 晁福林《说商代的“天”和“帝”》,《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
- ^ 《清华简·繫年》：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
- ^ 谢乃和，付瑞珣《从清华简《系年》看“千亩之战”及相关问题》
- ^ 雷晓鹏: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宣王“不籍千亩”的真相，《农业考古》，2014,(4)
- ^ 《禮記》曲禮下：「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鄭玄注：「此蓋殷時制也。」孔穎達疏：「此一節總論立男官女官之事。……記者之言，不可一依周禮，或可雜夏殷而言之。」
- ^ 《周礼·天官·冢宰》：「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為粢盛。及祭之日，蒞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吊臨于卿大夫之喪。」
- ^ 《禮記》曲禮下：「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 ^ 陈曦. 从甲骨文,铜器铭文看商周时期女性的地位[J]. 中国文化研究, 2007(2):150-154.
- ^ 张懋镕. 商周之际女性地位的变迁——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之二[J]. 西部考古, 2007(1):21.
- ^ 王奇伟. 从"牝鸡之晨"现象看商代妇女的社会地位[J]. 殷都学刊, 2000(3):5.
- ^ 43.0 43.1 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
- ^ 王瑞英. 从甲骨文金文看商周妇女地位的变化及原因[J]. 求索, 2008(6):3.
- ^ 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
- ^ 杜芳琴. 商周性别制度与贵族妇女地位之比较[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4):7.
- ^ 何敏. 商周贵族妇女地位变迁初探[D]. 四川大学, 2003.
- ^ 耿超. 性别视角下的商周婚姻,家族与政治[D]. 南开大学, 2010.
- ^ 谢乃和. 试论商周时期贵族妇女地位的两次转型[J]. 北方论丛, 2008(1):5.
- ^ 常金仓. "夷夏之辨"与"以德怀远"说[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1):6.
- ^ 吉家友. 国人与野人界限的消失[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5(5):5.
- ^ 王奇伟. 从"人惟求旧"到"殷不用旧"——对商代王权与族权关系的考察[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27(4):4.
- ^ 马卫东. 《容成氏》"文王服九邦"考辨——兼论《容成氏》的主体思想及其学派归属[J]. 史学集刊, 2012(1):8.
- ^ 《楚辞·天问》：“比干何逆，而抑沉之。”，《楚辞》，中华书局出版社，2019年.
- ^ 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1924年《语丝》杂志第2至3期，古史辨（第二册第七十八章）[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 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 人民出版社, 1957.
- ^ 雒有仓. 关于商末纣军倒戈事件的重新认识[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25(3):4.
- ^ 陈民镇《奴隶社会之辩——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历史研究》2017年
- ^ 徐义华.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析论[J].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21(2):2.
- ^ 郭沫若. 殷契粹编[M]. 科学出版社, 1965.
- ^ 曹国庆主编. 亡国君主. 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2.05: 10. ISBN 7-80546-410-3.
- ^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刘钊主编.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第7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05: 207. ISBN 978-7-5325-8775-9.
參見
- 《史記·殷本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