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
| 此條目論述以中國為主，未必具有普世通用的觀點。 |
士大夫，經傳[註 1]中釋義為帝王貴族階級下面所僱官僚或者武士[註 2]，[1]秦漢以降亦為士之通稱，地位處庶之上。到魏以後因九品中正制施行令「士大夫」詞意與經傳中意義開始產生差距、擴大指代一種上等社會層；近現代以降，詞意擴大泛指知識分子。[1]
| 士大夫 |
|---|
明朝士大夫畫像 |
| 中文名稱 |
| 日文名稱 |
| 韓文名稱 |
| 越南文名稱 (？) |
現常認知士大夫於歷史所指，是具一定聲望和地位的知識分子兼官吏，通行於传统中國、朝鮮、越南、琉球等社會。作為現所知歷史「士大夫」定型之形成制度基础，即君主專制官僚選撥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及科舉制度），令士大夫直接忠誠於皇帝[2]，既参與王朝國家政治管理，作為皇權統治所施行道德、價值體系的維護者[3]，同時為社會上层創造和傳承文化、艺术等。
概念源起與演變
您可以在維基文庫中查找此百科條目的相關原始文獻：
|
「士大夫」一詞，由周代封建制度中「大夫」和「士」兩個稱號演變而成[4]。「士」於殷商、西周時尚屬於貴族附庸，作為文武相通之武士具自身獨立地位；「士」之文者與武者之間區別並不明顯，「出將入相」可謂「士人」理想[5]。軍士將佐則謂「士大夫」：據周禮所知，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以上全收歸軍將統率，此要職即為士大夫。
在春秋時期，一般士大夫所持有之釆邑（都邑）有配置釆邑兵、如共叔段之繕甲兵，其調動聽命於國君，以備輔助諸侯國之國都國人所組建的正規軍。當時士大夫之世家大族均自身持有武裝，是以同族子弟所組成之「族兵」為標誌。[6][7][8]
到戰國時期的「士」，由於諸侯軍事動員擴張至貴族階層之外，打破傳統定位，以如四民所含國民分類內之「士人」或「士」，就除了身為贵族的士人，也納入了沒有官銜的平民读书人[9]，而後演變具有文專官僚性質[10]，及至中央集權制建立後，逐漸產生對官僚制度的依附性：西漢前期的「士大夫」主要指武人或軍官，其後士族形成及至東漢，「士大夫」開始成為士族、官員、豪族的通稱。[11]到魏以後因九品中正制施行，令「士大夫」詞意擴大指代上等社會層。[1]而到宋朝以後王朝更為推崇所謂文治政策，武人不能繼續升遷到兵部尚書和樞密使等職，由純粹的文官擔任士大夫來施行文治主義、加深貶抑「武士」身份地位。日本武士體制則有延續「士」即「武士」的文武並重，以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後就確立武士統治的政策，並規定「文武弓馬之道宜專精熟習」。[5]
特點
地位
士大夫屬統治階層，一般擁有官銜，出現確立科舉制的唐代，並在宋代取得穩固的社會地位。經濟方面，士大夫多是地主，田地卻不是其必要條件。士大夫的特徵是知識，擁有儒學教養，即讀書人。正因其儒學教養，士大夫有資格通過科舉而從政。[12]
四民之中，士屬特權階層，士大夫可透過僕役提出訴狀。即使被告，審案時被州縣拘捕的，基本上也是僕役。對士人不可單呼其姓，必須使用某「省元」的稱呼。有些士大夫和士人濫用權位，成為「武斷鄉曲」的豪強、「形勢戶」，勾結地方官控制地方。[13]
士大夫是官場的成功者，財產主要視乎官職大小，仰賴俸祿。[14]科舉的推行，使朝廷上領導的家族時有變換。如北宋初期李宗諤一家三代顯赫，宋真宗已覺了不起。往往在四、五代之間，士大夫家族就完成了由興至衰的歷程。[15]
功能
士人是支撐社會、維持鄉村秩序的中堅力量，也是官僚士大夫的「預備軍」。[16]理學家認為，士人理想的處世方式是：1.輕財急誼，並不吝嗇，援助族人、鄉里中的窮人；2.調停紛爭，據理調停族人、鄉里的種種紛爭，不必上訴地方官；3.輕視功名利祿；4.志在性理之學；5.合乎禮教。如有官職，則應有能力處理不法行為，作風清廉。[17]
理想的“士大夫”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語）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但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画”，由于宋徽宗个人的爱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绘画创作。这进一步提高了绘画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性。宋代以后，一般历代的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绝大多数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官员。如苏轼、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样，没有太多政治经历，全凭诗文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几乎绝迹。
歷史
商周禮樂瓦解後
春秋战国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各国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如春申君、孟尝君等，都以“养士”为时尚，最多时可达数千人，还互相攀比炫耀。依據“毛遂自荐”典故來看，當時諸侯間所流行的「士」定位不再是效忠靡下的獨立附庸，而是泛指具有一定异于常人才能的民间人才。他们往往出身于贫寒之家或没落的贵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于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有著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等。甚至是自称有才，也可以说服贵族，成为“士族”之列。如：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冯谖客孟尝君、苏秦连横等。春秋末年以后，「士」逐渐變成入仕服務統治王朝的專業與知识分子。
漢代至唐代
西汉儒生董仲舒说服当时的汉武帝，不以祖制黃老之術治國，改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学说开始成为以后各代上的主流哲学。（注意：儒学在各代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不同）孔子的学说鼓励知识分子“入世”，即直接做官参与政治，来报效君王和国家。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还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贵族推荐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进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选拔为官员就很常见。“举孝廉”往往是选拔官员的标准，而考试不是必须的。
東漢士大夫，部份源自服膺儒學的地方豪族，如汝南袁氏、弘農楊氏、河內司馬氏。這些士大夫階層遵行名教（君臣、父子等），符合孝友、禮法等道德標準，特別著重孝道，到西晉，與司馬氏一起組成晉朝的統治集團。[18]
魏晋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賢”。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败的朝廷中工作。在权势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一定会“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这种精神气质对孔子的“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远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艺术，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隐”。这种精神也可在老庄哲学中找到母体。“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19]
宋代
虽然隋唐时期就有了科举制度，但真正意義的士大夫，是在武則天大開科舉以後，逐步形成的文化群體。到了宋代，科舉成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如此，哲学精神的传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大夫”（或稱「士）这一群體应该说在宋代正式形成了。[20]
宋初諸帝提倡文學，廣開科舉，讀書風氣大開，士人紛紛應舉，經科舉起家而得官職，成為士大夫。北宋士族盡是新興，絕少源自唐代大族。從晚唐到北宋，名族貴冑為官者，由76.4%降至13%；寒族為官，則由9.3%增至58.4%。[21]宋代士大夫佔人口1-2%，支配了田地、教育和政權，乃至間接控制商業。[22]
士大夫科舉中進士，社會地位即大為提升，較大族或豪族為高，享有法律特權，衣冠與庶民不同，全家以至族人都大大得益。[23]士大夫享有免除勞役及其他特權，親屬眾多，並掌握農村財富。[24]取得官位的家庭，成為「官戶」，與民戶不同，有時也稱「形勢戶」，即地方上的有勢力家族。[25]
宋代士大夫是否地主階層，學者有不同看法。陶晉生指出，經濟方面，士大夫不一定與庶民有分別，很多士大夫是地主，但不都是，有些士大夫並不置產。[26]Zurndorfer（宋漢理）則強調士大夫田產較多。家族財產愈多，中舉機會也愈大。中舉和保持官戶地位，有賴教育，教育又有賴於田地，宗族擁有田產，收入固定，便可致力於教育。因此士大夫往往留下田產，成為家族後人的固定收入，為成功鋪路。中舉後，部份家族成員甚或會轉而從商。[27]
元明清
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发展了儒家思想，占据了哲学的主流地位。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开始成为读书人信奉的格言。反过来说，政府官员也必须是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文化人。这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必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影響
消亡
士大夫阶层和“科举制度”相伴相生。科举制度的撤消，也就意味着士大夫阶层失去政治制度保障。清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在内忧外患中已经面临全面崩溃。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谕明告：“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此事件标志着科举制度的结束。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国内西学东渐的进行，传统士人之所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取消，使之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上升通道，传统士大夫和士人阶层在中国走向瓦解。
後人評價
- 中國歷史學者周非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歷來統治者軟硬兼施的政策之下，逐漸喪失他們的獨立思考精神與寬廣的視野；由春秋時代文武雙全、講究理念原則的「士」，蛻變成為了追求個人功名不擇手段的「策士」；秦漢以後，再由「策士」蛻變為皇權服務的「謀士」；隋唐建立科舉制度以後，「謀士」進一步蛻變為熟讀聖賢文章、寫好策論和八股文「進士」；元明以後，朝廷所辦的科舉以「四書五經」為主，「進士」的治國本領、道德修養、獨立思考等，又進一步沉淪[28]。周非詳細審視先秦以來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知識分子[29]，然後斷言：兩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其實是一部獨立思考、學術研究、道德修養多方面的沉淪史。
- 鲁迅笔下塑造了孔乙己、陈世成等毫无抱负、百无一用的末代士人阶级，后人认为是末代衰落士大夫的代表，无法拯救民族危亡。[30][31]
備註
參考
- ^ 1.0 1.1 1.2 王久如. 名詞詮釋的糾紛. 東方雜誌 37 (14)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0-08-19.
- ^ 常志永. 试比较士大夫与贵族骑士的忠诚观念[D]. 河北师范大学, 2007.
- ^ 张海滨. 论 “士” 文化与中国的统一[J]. 东方论坛, 2009, 4.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檔，存档日期2022-12-19.
- ^ 《國語·晉語四》：「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
- ^ 5.0 5.1 尹萍. 文士與武士. 天下雜誌. 1991-11-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2-18） –通过天下雜誌6期 （中文（繁體））.
- ^ 熊力锋. 从政治及军事角度看“郑伯克段于鄢”中“鄢”地之所在[J]. 国学, 2022, 10(2): 41-45.doi:10.12677/CnC.2022.102008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日期2022-12-19.
- ^ 另可參見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 吉林文史. 1991. ISBN 7-80528-340-0 對春秋時期軍制事宜有較詳實之考證。
- ^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1): 1806.
-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17；陶晉生：《北宋士族》，頁5。
- ^ 唐君毅著，《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三民書局，1974年3月，第108頁
- ^ 余英時：〈東漢政權之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頁281-284。
-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17。
-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40-241。
- ^ Johnson：〈世家大族的沒落〉，頁290-291。
- ^ Johnson：〈世家大族的沒落〉，頁305、280。
-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40-242。
-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36-237。
- ^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頁1-5。
- ^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 ^ 《余英時訪談錄》. 中華書局. 2012年9月: 頁28–29.
-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1-4。
-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頁296。
-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12-13。
-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頁279-280。
-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22-25。
-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23-25。
-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頁282-283。
- ^ 周非/著，《中國知識分子淪亡史》，遠流出版社，2012年4月，第40~41頁。
- ^ 其在《中國知識分子淪亡史》書裡審視先秦諸子、賈誼、董仲舒、陶淵明、李白、蘇東坡、朱熹、王陽明、唐寅、李贄、方以智、黃宗羲等數十位知識份子。
- ^ . wap.cnki.net. [2021-08-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18）.
- ^ . wap.cnki.net. [2021-08-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18）.
参见
参考書目
-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東漢政權之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第217-286頁。
-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
- 近藤一成著，孫曉艷等譯：〈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載近藤一成編：《宋元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215-245。
- David Johnson著，耿立群譯：〈世家大族的沒落——唐末宋初的趙郡李氏〉，載陶晉生等譯：《唐史論文選集》（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0），頁231-339。
- 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2001）。
- Harriet Zurndorfer（宋漢理）著，葉顯恩等譯：〈《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800-1600年）〉，載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頁237-313。
- 阎步克.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北京大學出版社. ISBN 7-301-02903-9.
- 阎步克. 《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 710801503X.
- 趙園.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 北京大學出版社. ISBN 7301039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