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文學
鄉土文學興盛於臺灣1960至1970年代，一般指描寫各地鄉土社區中低階層為寫作對象的文學作品，直接具有人文關懷的實際文學表現方式，充滿「自我主體性」與「社會寫實性」排斥虛華富麗的浮誇，鄉土文學作品多為以小見大，縮影見樹如見林，但仍有大氣壯闊之作，惟「鄉土」這個名稱不見得被所有作者認同[1]，有的作者想擁抱鄉土卻被人斥責「偽鄉土」，有的作者自認沒有特定對象或風格，有的則認為自己受國際思潮寫實主義文學或是浪漫主義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等等影響，因為這些寫作形式均來自西方18世紀思想解放後（對立於文藝復興至古典主義所漸趨僵化的高壓權力）關注社會實際人民生活本質的特徵，為人文思想重新回歸到生活當下的「史詩」創作中，這是與時代的政經社會變革相配合的必然，即不難理解這個必然性，同樣的也發生在變革時代中的近代華人社會，與其理解為鄉土文學主義的運動，不如理解為鄉土文學現象，它與整個近代人類歷史相關的連動現象，導致有些甚至帶有強烈政治批判、描述戰爭的荒謬與傷痛、女性在社會變遷中的處境、全球化、現代化過程貧富頃輒；工商與農業社會勞力問題；傳統技藝沒落式微、科技吞噬生活的疏離及焦慮感...[2]，這種現象在世界各地的現代化過程中都相繼發生，因此鄉土文學可說是具有國際性架構又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文學名詞。
背景
根據西方浪漫主義文學所獲得的成功經驗，文學家亦因地緣歷史的驟變，不斷獲得許多創作力量。
中國
- 清末
- 民國初期
- 共產統治中國初期
- 改革開放時期
臺灣
日治時期
20世紀初期，連雅堂、黃石輝等人發表文章論及台灣本土語言的重要性。葉石濤：「日治時代台灣新文學其實就是鄉土文學，它注重地域性（regionalism）色彩的表現勝於國際性性格。同時它確實地反映殖民地統治下的台灣民眾的苦難..排除無病呻吟，注重現實的控訴。」彭瑞金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說：「爭取以自己的語言創作、寫自己土地上的事、唱週遭人群唱的歌，正是源生自被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的文化危機感。」顯出日治時期的鄉土文學接近「民族文學」的基因，1930年，黃石輝發表＜怎麼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強調「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做詩，用台灣話做小說，用台灣做歌謠，描寫台灣的事物」。然而1937年左右，日本人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禁止漢文刊物，使得剛萌芽的台灣話文運動遂告中斷。[3]
國民黨接收台灣—戒嚴時期
相對於反共文學和中國舊文學、懷鄉文學為文壇的官方主流。「民族文學」的基因受到壓抑，但描寫鄉村生活的鄉土文學發展更加成熟，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形成文壇的重要庶民主流，其風格是質樸和寫實，但相對地在寫作基礎上產生具有代表性人文思辨價值，許多作家以《臺灣文藝》、《笠詩刊》為發表基地，帶領人們關注社會底層的艱困歲月，例如鐘理和、鄭煥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等描寫戰後農村的農民文學；鐘肇政描繪不幸的小人物、新生知識分子的短篇；廖清秀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許炳成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筆名：文心）等描寫礦工、三輪車夫；姚嘉文、施明正等在政治監獄中刻劃的監獄文學[4]。
戒嚴時期—國民黨執政時期
懷鄉文學與鄉土文學的對立與矛盾，發生角色錯置現象，鄉土文學突然成了官方文學，懷鄉文學突然成了失落的老鄉遺民文學，有些原本關注二二八事變受難家屬的作家，開始關心老兵家鄉人事已非在臺孤苦凋零的景況，許多作者失去了原本習慣的定位，但也因此產生更多元的創作角度，從而省思政治啞觴文學自主的負面影響與損傷，並且釐清鄉土文學與族群文學、政治文學的差異，其更多的是人文真正堅持到底的集體認同與記憶、歷史弱勢族群意識而不帶過多尖酸刻薄的政治宣導。陳芳明：「作為知識份子，祇能扮演永遠反對者的角色。」這些論述自主的讓鄉土文學擺脫了政治的附會為臺灣文人作出更寬廣的定位。
國民黨再度重政後
本土意識已行之有年，在政治意識形態中成為不可侵犯之禁忌，鄉土文學雖不完全等於本土意識，加諸文化外交、文化觀光、社區營造等文化既定政策，鄉土文學仍繼續受到許多重視與政府支持。
論戰
由於描述驟變中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的景況，爭議、批評就無可避免的爆發且立場複雜，有些流於形式或是文體的爭論中，有些則反思若除去政治外部壓力後鄉土文學價值的純粹性，詳見「台灣鄉土文學論戰」。
不幸的等而下之者，部分論戰被攻擊逃避現實的文人憤而向當局指控對論者為政治思想犯行者，竟借政治力鏟除文壇異己，成為文壇白色恐怖的箝制力量，鄉土文學作者、文學評論家（例如：唐文標事件等）多半首當其衝。
部分論戰也挑起作者身世、族群的攻訐，難辨其中不同作品的文筆差異，使得客觀焦點思辨產生偏差，例如有云：『出身軍中，名字經常聯在一起，作品不帶洋味，但也有人譏之為「偽鄉土」，....，因此產生了大批作家，像現代詩中的知名之士：……諸人，都是軍人，這是一種特殊政體下極其奇特的現象。』但也顯示出鄉土文學作者不分住民、新住民都參與創作的事實。
影響
「鄉土文學」的論述角度極為多方、多重而複雜，母語、信仰、價值、人際關係重組，一個個階段呈現了多元化的面貌，豐富了現代文學的多種可能形式、意識型態的變化，逐漸形成新的流行文化底蘊散佈到其他文化領域，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信仰交流，因隨著政治上解嚴後創作能量不再受到壓抑，漸漸喪失原來的時代感旗幟鮮明的方向與反思立場，每個時期的論述也被凝結、形成變動時代的代表性記憶。
促進鄉土政治進程，政治性敘述作品，獲得回響後，在民選時代導致部分作者最後成為從政人員。[5]
促進鄉土教育發展，臺灣在1993年新修訂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將加入「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首次加入台灣本土文化，使課程回歸到學生的實際生活環境。1994年，國中課程出現重大變革，教育部頒佈鄉土教學綱要，規劃一年級「認識台灣」（含歷史、地理、及社會）的綜合教材成為必讀的教科書。[6]
促進文史工作發展，鄉土文學在回歸找尋特有經驗的前提下，使政府開始意識對方言文字教育制度重新建構，對地名重新做意義尋根如基隆（雞籠）、摸乳巷、屏東的紅柴坑（紅屁股）等文史工作再度交織起來，以紀錄片等視覺角度融合外來文化方法，高質地幫助使人們了解自己所處的時空環境價值，讓新一代拋棄疏離感重新認同、親近、熱愛自己的原生文化土壤。
探討城鄉偏差現象，老高齡化社群的落寞，年人是社會轉型下的犧牲者，這些人熟稔地方文化，生時缺乏關懷與福利，甚至死無人知，往往被留在台灣某一處的山區或鄉村，寧靜地消逝，台灣社會變遷急遽老化的問題，提醒民眾重視目前台灣社會問題中最具人文矛盾的問題。
經濟上，反映惡質的政治勢力與經濟力對純樸農村、社區聚落的侵蝕，家庭凝聚力瓦解，切斷了城鄉間原先共同生活的臍帶，工殤升高、犯罪升高；伴隨監獄人權擴及受刑人的家庭關懷機制與社會接納環境改善問題；社區反對工廠興建、反對公權力的錯誤決策與衝突，使地方居民的老人、婦女、孩子往往成為付出代價的對象，使人們注意公權力被財團、國際汙染事業等勢力操作不當利用的情況。
這些提材使得相關電影、劇集、戲劇有了很好的發展方向與成果。
網路部落格鄉土文學的落實，進入網路時代，鄉土文學寫作成了極為便利的文化產業，每個人都能成立個人部落格、文史工作或是關懷特定社會議題的作者，成功的作者擁有高點閱率，熱烈的回應，促成實際書本發行或是影片拍攝。專門性議題，也能有很好的展望平台，但伴隨資訊氾濫，一些重要問題似乎較過去更難令人們共同持續關注。
另外，越來越多新生代部落格作品，拋開過去的沉重包袱，文圖並茂，對鄉土的視角似乎更加寬廣，更加清新。
促進純粹台語文學，因為骨幹是使用中文，造成「寫作即翻譯」的困境，台灣有鄉土文學作家因此改以純粹的台文創作。
作家
(余光中為現代主義文學派。)
参考资料
參考書目
- 陳明成，2002，陳芳明現象及其國族認同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池煥德，1997，台灣：一個符號鬥爭的場域：以台灣結/中國結論戰為例。東海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 彭歌，1977a，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上）。聯合報，8月17日，聯合副刊。
- 彭歌，1977b，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中）。聯合報，8月17日，聯合副刊。
- 彭歌，1977c，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下）。聯合報，8月19日，聯合副刊。
- 彭品光，1977，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台北：青溪新文藝學會。
- 王拓，1977，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仙人掌雜誌2：53-73。
- 楊碧川，1997，台灣歷史詞典。台北：前衛。
- 余光中，1977，為現實主義文學。
- 楊照，1991，流離觀點。台北：自立晚報。
- 楊照，1999，關鍵論戰的現場寫真：尉天驄編的《鄉土文學討論集》[online]。台南：國立台南女中圖書館。10月11日[引用於2004年10月29日]。全球資訊網網址：[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銀正雄，1977，墳地裡哪來的鐘聲？：從王拓的一篇小說談起，兼為「鄉土文學」把脈。仙人掌雜誌2：131-40。
- 朱西甯，1977，回歸何處？如何回歸？。仙人掌雜誌2：151-71。
相關條目
- 文學史
- 台灣文學史
- 台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1920年代）
- 台灣話文論戰（1930年）
- 現代詩論戰（1972-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