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是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由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高层主导，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土地改革[1]。 这次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时期对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继续；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邊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7亿亩土地及生产资料，并每年免除地租3000万吨粮食[1][2]。从195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中国大陆推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包括實施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農業合作化運動以及“人民公社”运动等，收回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3][4]。198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5][4]。
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从政治和经济上改变了兩千多年来“皇权不下县”的局面，国家政权的动员力从此深入村镇基层[6][7][8]。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表示，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开辟道路”[5]。中國自秦、漢以來作為地方统治阶级的地主和乡绅階層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消亡，使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得以进入农村基层[9][5][6][10][11][12]。 颜昌海认为土地改革运动并未采取和平方式而是采取暴力方式进行是因为中共官方的坚持。[5]叶明勇称，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从未否定“和平土改”，甚至多次对土改中的“左”或“右”两种倾向进行纠正；对部分地主采取暴力手段是由于其反攻倒算如夺地、破坏生产、杀害农民和干部，甚至勾结或组织土匪进行暴乱。[13]有非中国大陆研究学者及中国大陆异见人士估计此次运动共造成100万-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导致了农村乡绅地主阶层的消亡——被压制的为地主富农及其家属[9][14][15][16][17]。
土改进程
截止1947年7月，依据中共刊物《群众》所公布的数据，东北解放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嫩江、辽北、松江、牡丹江、合江、辽宁等八省及热河一省）已有约629万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得8亩地。”[18] 但土改的內容和打击对象也不断改变，逐渐左倾，被卷进土改的阶级和人数越来越多，暴力化程度也越來越高，造成人口死亡、逃亡[19][20][21]。
1947年7月至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总结了“五四”以来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和通过了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10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公布[22]。其中规定：“废除封建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它财产，并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23]。
1947年12月，毛泽东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8年1月，任弼时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纠正土改运动中的“左”的偏向[24]。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25]。到1948年夏，冀中区和北岳区除边沿村外，在能进行土改的150066个行政村（1068万人口）的区域中，已有90%以上的地区达到了土地大体平分；譬如，原热河有80%的地区农民共分得土地240万亩[26]。到1949年2月，解放区2.7亿人口中，有1.5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有1亿农民分到到大约3.75亿亩的土地，同时还分到了从地主手中没收的粮食、住房、衣物、农具、牲畜等财产[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截止1950年6月，据刘少奇报告，全国“已完成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约有农业人口一亿四千五百万（总人口约一亿六千万），尚有约二亿六千四百万农业人口的地区（总人口约三亿一千万）没有进行土地改革”[28]。
土改方式
激烈推进土改
1950年4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春耕、土改和干部整训工作的意见中还对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等做出了及时将土地改革规划上报中央的要求。毛泽东称这场土地斗争将会极其激烈，“除了地主以外，还会有帝国主义、台湾和西藏的反动残余、国民党残余、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等起来反抗”。毛泽东认为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27]
为了进一步避免在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打击面过广的倾向，毛泽东主张“可以采用孤立地主、不动富农、保护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措施来保障土地改革的稳妥推进”；“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到1952年，全国大约有三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大约700亿斤粮食的地租，改变了“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70%”的土地制度。[31]
反对和平土改
在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土地改革法》[32]。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1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则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1956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33]
秦晖认为，（内战时期的）土改让农民不得不以生命为代价在國共内战中支持中共，因为如果中共在内战中失败，这些农民不仅要失去土地，还要因为他们血腥的罪行而被清算；如果土改不够暴力血腥，就不能达到逼农民交“投名状”的目的，所以当时要反对只分土地而不死人的和平土改[34]。抗日爱国士绅牛友兰在1947年的晋绥土改時被斗得死去活来，有二流子将他的鼻子用铁丝穿过，系上绳子，由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牵着游街[35]。牛友蘭不堪忍受，絶食身亡[36]。
划分农村阶级成份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份，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农、雇农是土改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中立富农，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土改打击的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占农户总数不到7%的地主、富农，占有总耕地的50%以上，而占全国农户57%以上的贫农、雇农，仅占有耕地总数的14%，处于无地少地状态。地主人均占有耕地为贫雇农的二三十倍，农村存在着大量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尽管中华民国政权在大陆已被击败，但中共认为就地主阶级而言，“不甘心失去其原来在农村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被劃分為地主、富農的人及其家庭成員成为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國的賤民階層，在以後運動中不斷受到迫害，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37]。另一方面，对地主带有苦大仇深感情，对土改运动积极的贫农和下中农阶层的农民当时称为“思想进步者”，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土改根子”。“土改根子”带领其他农民通过“诉苦、挖根”运动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其他农民与地主、富农实现阶级对立。土改根子在土改运动中经常为“斗地主”运动推波助澜，为土地由高度集中的地主阶级到无地少地的农民的再分配，以及巩固新建立的农村地方政权做出贡献。
暴力行为
地主
农民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造成土改時期有大量的人民死亡。[17]苏南2742个乡之中，有200多个鄉发生了乱鬥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38]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导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裡逼死七个人。[17]
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党主席毛泽东的批评。1951年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泽东将陶铸和赵紫阳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道：“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39]
至廣東新上任的陶铸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40]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17]牛荫冠晚年回憶晋绥土改：“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捆在树上，被人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41]
土改中，对被划分为地主的人和其亲属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导致大量的人死亡。[42]其中對女性更充滿性暴力，強姦、輪姦、性虐待的事情時有所聞。[43]
运动影响
官方数据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表示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以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产量逐年增加[44][45]。1951年比1950年分别增长8.7%、48.8%、22.4%，1952年又比1951年分别增长14.1%、26.5%、12.5%， 到1952年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40%左右，是1950年占比的3倍。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25.9亿元增长到1953年的499.1亿元、增长了53.1%，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2162亿斤增长到1953年的3138亿斤、增长了31.1%，棉花产量也从1949年的889万担增长到1953年的2349万担、增长了62.2%，土地改革客观上对生产力增加、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生产的持续恢复和发展[46]。
社会结构
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透過土地改革，毛澤東和共產黨賦予中國一個全新的下層結構。從此税可以徵收，國家資源比較容易管理，國家行政的中間階層比較容易和被管理者溝通，不像以前從滿清宮廷派來的大官。在這方面，革命讓中國產生某種新力量和新個性，這是蔣介石政府無法做到的。下層結構還在原型階段，顯然未來需要修正。在此同時，這個驚天動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熱——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財產重分配和集體化——似乎一直持續，直到文化大革命為止。”[47]:277-278
土改剥夺了农村乡绅阶层的土地和一切财产，剥夺了100万-500万人的生命，从而彻底消灭了农村的精英阶层，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9][6][12][48]。土改把上千万人划分为地主和富农，成为政治上的贱民，在以后发生的政治运动中，生命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
土地所有制
| 阶级分类 | 户数 (万户) | 户数比例 (%) | 人口 (万人) | 人口比例 (%) | 耕地 (万亩) | 耕地比例 (%) | 户均耕地 (亩) | 人均耕地 (亩) |
|---|---|---|---|---|---|---|---|---|
| 贫雇农 | 6062 | 57.44 | 24123 | 52.37 | 21503 | 14.28 | 3.55 | 0.89 |
| 中农 | 3081 | 29.20 | 15260 | 33.13 | 46577 | 30.94 | 15.12 | 3.05 |
| 富农 | 325 | 3.08 | 2144 | 4.66 | 20566 | 13.66 | 63.24 | 9.59 |
| 地主 | 400 | 3.79 | 2188 | 4.75 | 57588 | 38.26 | 144.11 | 26.32 |
| 其它 | 686 | 6.49 | 2344 | 5.09 | 4300 | 2.86 | 6.27 | 1.83 |
| 合计 | 10554 | 100.00 | 46059 | 100.00 | 150534 | 100.00 | 14.26 | 3.27 |
| 阶级分类 | 户数 (%) | 人口 (%) | 耕地 (%) | 户均耕地 (亩) | 大牲畜 (头/百户) |
|---|---|---|---|---|---|
| 贫雇农 | 54.5 | 52.2 | 47.1 | 12.5 | 46.73 |
| 中农 | 39.3 | 39.9 | 44.3 | 19.0 | 90.93 |
| 富农 | 3.1 | 5.3 | 6.4 | 25.1 | 114.86 |
| 地主 | 2.4 | 2.6 | 2.2 | 12.2 | 23.19 |
| 其它 | 0.7 | -- | -- | -- | -- |
| 合计 | 100.00 | 100.00 | 100.00 | 15.3 | 64.01 |
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50] 毛泽东早已计划进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而且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土改运动结束之前就开始了。在土改运动尚未结束的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此后农业合作化在中国展开，大量农民把土地所有权通过参与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51]当今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c]，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
死亡人數
毛泽东在1948年的指示將土改打擊對象定為低于人口百分之十[52]。對於土改死亡人數，周恩來估計83萬人，毛澤東估計2-3百萬人[53]。費正清等學者採用的數字都超過一百萬[54][55][56][57]，不同学者估计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00万-500万之间[9][14][15][16][17]。
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運動與抗美援朝戰爭三者同時進行，彼此協調。在1950到1953年間，中國共產黨總共處決了2-5百萬人。中国共产党因此铲除了反对者，巩固了新生的政权。[58][59]
历史评价
正面评价
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等对土地改革运动有如下的评价：
- 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毁了中国存在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也被消灭。[d]
- 农民得到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e]
- 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 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 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为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 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民翻了身，得到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这使人民政权更加巩固，也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
负面评价
- 學者劉練軍認為，土改中以人民法庭鎮壓，是法律政治化，違背了法治。[30][60]
- 学者颜昌海认为，“先分后收，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然后再把它收回来。收回来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所谓建立公有制、建立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其实就是官有制，党有制，最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一无所有。”[5]
- 原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谭松在长期研究后，认为“长期以来，执政当局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彻底妖魔化了地主，也打造了一个不真实的“土改丰碑”。大量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根据当局的旨意，编造了大量的谎言。”他指出，土地改革“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和乡村的文化艺术，让不少痞子型的人登上舞台；它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使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它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以穷为荣，以富为恶；它把不劳而获、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当作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行动。这种作法，既败坏了人心和道德，又为社会的乱象埋下了隐患，等等。这些恶果影响至今。”[6]
- 作家陈沅森认为，土地改革“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1953年‘土改’结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发动土改运动的预期目的，滋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为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10]
参见
|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Category:土地改革運動 |
注释
- ^ 户数、人口、耕地总数是采用1950年农业生产年报资料，各阶级数字是根据各地区土改前各阶级比重推算的。
- ^ 户数是根据当时对21个省、自治区的9900户调查资料推算。其他则是根据1954年23个省、自治区15000多农家收支调查资料计算。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 ^ 此處「封建」有歧義。非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封建」指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是一种国家管理“制度”而不是一种“社会”，属于政治制度范畴；中國的封建制度在漢朝之後就不存在，被中央集權制取代。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封建社会”是指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直至中共完成土地改革，封建土地私有制作為一種封建經濟形式被消滅，中國的封建社會才正式結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封建社会”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封建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使用了同一个名词，容易混淆。中國大陸的歷史教科書主要基於馬克思主義學說。
- ^ 後來在土地國有化運動中，农民又失去土地，中国大陆政治教材认为国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向农民让渡了土地的使用权。
参考文献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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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的计算，在三年的暴力土改中，中国所谓的地主阶级的非正常死亡（被杀和自杀）人数大约高达470万人。它应当是中共建政后所有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这一数字，和不少长期研究中共土改的学者的估计雷同[13]。[13]: 如高王凌的〈土改的极端化〉一文指出：“土改过程中约有300至500万人丧生，他们大多数是中小规模的地主，大多数是被活活打死的”。再如土改研究学者、《乡村社会的毁灭》一书的作者谢幼田也认为，“杀人数目至少是五百余万人。”纽约：明镜出版社，2010年，第268页。
- ^ 10.0 10.1 陈沅森. 土改，中国传统道德崩溃的开始. 香港中文大学. 《西祠胡同》. （原始内容于2021-05-16）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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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南局1951年12月13日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中南区1951年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状况的分析和1952年土地改革工作方针的报告》，当时的“问题在于土改时间太短，干部水平太不整齐，有指挥能力的干部太少（一区平均不到一个）。……中南局上述报告说：从工作深度来考察：农民团结好，有了几个核心骨干，切实控制了优势的乡村，占20％。组织力量不强，无力抵挡地主反攻或力量平衡的乡村，占50％。仍为地主公开或暗行停止的乡村，占30％。不论那一类乡，不同程度上都有以下现象存在：土地分配不公；错划阶级成分；干群关系不好；还有漏网地主和漏没收的财产，还不断有地主反攻倒算，夺取农民收获物，逼租逼债事件。有一部分落后群众还未发动，民主制度未真正确立；更有些地区反革命分子还未肃清，会门还能活动，还有暴动事件发生(湖南即有20余起)。这些都说明农村阵地还很不巩固。1950年秋收后至年底，不法地主的破坏活动尤为猖獗。当时，由于华东和中南地区的斗争激烈，为此华东和中南地区先后颁布了《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人民日报》还为此专门发表了《严厉制裁不法地主破坏土地改革的罪行》的社论。[13]……1951年底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里面曾经提到说：“凡是依靠了贫农、雇农，基本上满足了他们的土地要求的，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就有力而彻底，反之，就发生了‘和平土改’和明改暗不改以及改后不久地主又反攻夺地等偏向”。“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反攻夺地、破坏生产、砍伐树木、杀害农民和干部，甚至勾结或组织土匪进行暴乱者很多。因此，‘只要政府颁布法令、不要发动群众斗争’的‘和平土改’思想是错误的。”……中南局在1951年12月13日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中南区1951年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状况的分析和1952年土地改革工作方针的报告》中也提到了“和平土改”，报告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在三大运动之后，地主用普遍分散财产的办法(一乡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群众代藏财产)，分化、控制农民，企图以假土改、地主式的和平土改去代替真土改；农民对土改胜利信心提高，但又被地主圈套所迷惑。在这种情况下，一有松懈，一不小心，就出现形式主义或斗乱阵营的错误。当前需要的是更深入、更艰苦地工作，更集中、更具体地指导。但是，急性松懈空气和精力分散现象，却弥漫于各方。”[17]……笔者查阅了1950、1951年关于土改的全部中央文件，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指示。只是1950年12月6日中央向华东局、西北局、西南局、山东分局转发了中南局关于武昌土改试验通报的通知，指出中南局所说“和平分田”思想等，是“一种偏向。望注意你区有无此种偏向并予以阻止和纠正”。12月9日中央又提醒华东局注意“有无此种倾向，如有此种倾向，应注意纠正”。[21]这完全是提醒注意的口吻，也只关系到部分地区，并没有发动一个反“和平土改”运动，更没有以此使土地法“夭折”。而这些指示正是刘少奇起草的，因此根本不存在一个毛泽东否定刘少奇的情况。……在镇反的背景下，1951年1月邵阳地区展开的第二批土改中确实发生过在斗争地主时挖底财、打人吊人等偏离政策的现象。但从2月起，地委即反复强调工作组要注意政策和策略，较好执行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总方针，使土改走上正轨。[23]而何文只提到出现过激倾向的第二批土改，却对第三批土改以及复查、纠正了过激错误只字不提；只提到邵阳地区而不看全国，就以此否定整个全国土地改革，显然严重不妥。……事实上，中央一向都注意反对土改中的“左”的或右的两种倾向。比如，1950年12月20日中央批复中南局关于发动群众彻底完成土改计划的指示时指出，土地改革中应注意防左倾危险。中央这份批示同时转给华东局、西北局和西南局，这4个地区正好是进行土改的新区，时间也正是何文所说的“反和平土改”时期。中央指出：基本同意中南局发这样一个指示，着重纠正土改中的右倾偏向，以便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但还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哪些左的错误是不许再犯的。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忽视联合中农的重要性、破坏富农经济、对地主普遍扫地出门、乱打乱杀、在工作方式上的强迫命令、大轰大嗡等。如此，才能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又不犯或少犯左的错误。否则，某些干部很可能重犯过去某些左的错误。1951年6月20日中央转发6月15日华东局关于结束土地改革及争取1951年底全部完成土改的指示时，也有严格依法进行土改的内容：对错划的阶级成份，应通过调查及群众评议并经县审查批准切实加以改订。对漏划的地主，应依法没收其土地财产。对确系错误提升的成份，不仅应在政治上坚决除去错戴的帽子，而且应在经济上坚决按照《土地改革法》的规定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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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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