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女
歌女是中國近代對以唱歌為職業的女性的稱呼，古代則有歌妓、謳者、歌姬等稱呼。像中國古代其他類型的藝人或藝妓一樣，歌妓的社會地位低下，她們多在教坊或妓院表演，近代再加上夜總會、舞廳等，有些（但不一定都）會提供性服務。有些歌妓是隶属于政府管理的官伎，或王公、顯貴家庭豢养的家伎。除了用作宴客、娛樂外，貴族們還以她們作為身份、財富的象徵。
各種稱呼及其由來
古漢語「妓」是指女性的藝術表演者，而「伎」是「妓」的本字，因此以演唱為業的女性稱為歌妓（伎）。後來「妓」在漢語中變成「女性性工作者」的同義詞，為免引起誤會，就多用「歌伎」或「聲伎」。
「謳者」的「謳」是歌唱的意思，「謳者」就是「唱歌的人」。
「歌女」一詞則出現於1920年代末至1930年之間[1]。而歌姬則是美稱，「姬」在古漢語裡是對女性的美稱，也有美女的意思，日語中的「姬」也保留了美稱的意義，常用來稱呼貴族女性，日本至今仍然把女歌手稱為「歌姬」。但現在漢語圈稱女歌手為歌姬或歌女則含有貶義，尤其指於酒廊、酒樓、夜總會、遊樂場等場所走場演唱為生的女歌手，已故香港女歌手梅艷芳就曾說自己小時候走場表演唱歌，被稱呼為「歌女」，受同學歧視[2]。
「商女」、「秋女」、「秋娘」見於唐朝，杜牧的七言絕句《泊秦淮》中的「商女」就是指歌妓「商女不知亡國恨」[3]。而商女的稱呼源自秋女、秋娘，秋女、秋娘是唐人對歌妓的稱呼，白居易《琵琶行》就把歌妓稱為「秋娘」[4]，古人把五音（宫、商、角、徵、羽）与四季相配，因为商音凄厉，与秋季肃杀之气相应，故以商配秋。於是「商女」就成為歌妓的別稱。
台灣日治時期，有一種叫「藝旦」的歌妓，也作「藝妲」，常於酒樓以戲曲悅客[5]，此名稱最早見於清朝同治年間，她們一般不提供性服務。
英語稱為Sing-song girl，由字面上看，很多人會認為是直譯「歌女」一詞，其實不然。據張愛玲所述，「Sing-song girl」是源自吳語的「先生」一詞，吳語把高級妓女稱呼為「先生」（「先生」可以是對任何人客氣的稱呼，不限性別），而她們必會在宴席上歌唱，英美人就誤把「先生」當作「Sing-song」（唱歌）了[6]。
歷史
先秦時期
歌妓歷史悠久，原始宗教崇拜中有不少歌唱和舞蹈，那些於宗教儀式中表演歌舞的女性相信為後世歌妓、舞妓的前身。夏朝時，夏桀就蓄养三万女乐，亦即歌舞女藝人。至春秋戰國時期，一些地方還保留巫娼，有些歌舞表演則脫離宗教崇拜，變成純娛樂性質。成語「秦樓楚館」為妓院別稱，而古代妓院為歌舞表演場所，所以先秦時期已有歌妓。秦始皇的母親趙姬嫁給呂不韋前就是邯鄲的歌妓。
漢朝
漢朝時，皇宮中和貴族府中都有很多歌妓，用作於宴席上表演，娛樂君主、貴族、大臣等，少則數十，多則數百[7]。東漢梁冀就蓄养上千名歌妓[8]這些歌妓有時會成為貴族的寵婢，有些會被正式納為妾侍，有些更成為后妃。例如漢武帝的第二任皇后衛子夫，本來是漢武帝姊姊平陽公主府中的歌妓[9]。
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蓄納歌妓的風氣盛行[10]，貴族府中的歌妓往往數以百計，這段時期的歌妓作為貴族顯示財勢的功用最為明顯，亦常出現搶奪歌妓的事，《世說新語》就記載不少關於歌妓的故事。三國時期曹操有一歌妓，唱歌唱得很好，但脾氣很壞，曹操雖然生氣，但又怕殺了她就聽不到那麼悅耳的歌聲。後來曹操訓練一百個歌妓，直至當中有人唱歌像那個脾氣壞的歌妓一樣好，就把她殺了[11]。東晉的石崇，有一歌妓名綠珠，由於石崇性好浮誇，得罪了當時許多權勢人物，後來孫秀見綠珠貌美，欲搶奪綠珠。綠珠矢志不從，並跳樓自盡[12]。
宮廷中亦多蓄歌妓、舞妓，南朝時流行的宮體詩，就是供宮中歌妓吟唱來娛樂君主、貴族之用。一些歌妓也成為后妃，例如陳後主的貴妃張麗華就是歌妓出身。
隋唐
隋唐時蓄歌妓的風氣亦很盛行，貴族、文人與歌妓酬唱、交往也很普遍，有些文人更把歌妓引為知己，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就有不少關於歌妓的描述。唐人傳奇故事中有不少女主角是歌妓，例如《虯髯客傳》的紅拂女原為楊素府中的歌妓，《柳氏传》的柳氏為歌妓，《霍小玉傳》的霍小玉被逐出霍王府後淪為歌妓等。詩詞中也有不少關於歌妓的作品，例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就是寫一個嫁作商人婦的歌妓。而他自己也有蓄養歌妓，當中以樊素歌藝最好，白居易有詩：「櫻桃樊素口」讚美樊素的歌藝。李商隱有《贈歌妓二首》。女詩人杜秋娘本身就是歌妓（「杜秋娘」即「杜姓歌妓」）。晚唐以溫庭筠為代表的花間派詩詞，與歌妓的關係更是密不可分，從內容和形式上看，花間派詞主艳情，柔媚婉约，与“倚声填词”、协乐歌词的性质分不开，以描寫深閨繡房、歌樓妓館的淺斟低酌為主。這些詞通常會於宴會中由歌妓演唱，因此這些詞得以廣泛流傳，歌妓實在功不可沒。
宮廷中也有不少歌妓，唐玄宗愛好音樂，他于开元二年（公元724年）设置左右教坊，掌管宫廷的俳优杂技。當中的宜春院由女伶组成，称为“内人”；由於她们常在皇帝面前演出，又稱“前头人”。當時出了一些優秀的宮廷歌妓，如念奴、許和子（許永新）等，二人的事蹟見五代王仁裕的《開元天宝遗事》。據載，念奴歌喉有如钻出了天上的朝霞，虽然钟鼓笙竽的嘈杂也不能遮遏，因此玄宗对她十分宠爱。[13] ，元稹亦曾在《连昌宫词》诗中描写了當時的情況。許和子是吉州永新（今永新縣）人，因此又稱「許永新」，父親是乐工，據段安節《樂府雜錄》載，她從小就喜歡唱歌，且美麗聰明，她的歌唱自然清新，善於变古调为新声。[14]。有一次，唐玄宗在勤政樓舉行盛大宴會，但觀眾的喧鬧聲干擾了音樂聲，玄宗很不高興。高力士就建議由許永新登臺演唱，以止喧嘩，許永新歌聲一起，場內頓時寂靜無聲，觀眾都被她的歌喉所吸引了。玄宗常常說她的歌值千金[15]。
五代十國
五代十國時，南方相對穩定，宮廷內外都有歌妓，亦有歌妓出身的妃嬪，後蜀後主孟昶的費貴妃（花蕊夫人）就是歌妓出身。而孟昶善於享樂，和花蕊夫人在宮中亦常對歌飲酒。
宋朝
宋朝時，不少士人都有蓄養歌妓，或與歌妓交往、酬唱，亦影響文學創作和傳播。
其中婉約詞派與歌妓關係很深，北宋初年婉約詞派的詞是為了讓歌妓歌唱而作，內容多為男女戀愛、閨情等。張先、晏殊、柳永等詞人都有不少關於歌妓的詞作。其中柳永更是長期流連妓院，經常與歌妓接觸，常為歌妓、樂工填詞，也常自度新曲，再填詞讓歌妓演唱。他仕途不順，亦可能因為如此，對同在社會下層的歌妓有特別的感情，與她們保持一種和諧的關係，當時歌妓們都很喜歡跟柳永酬唱：“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柳永死後，杭州名妓謝玉英出頭，與其他歌妓出錢把他殮葬，每年清明，歌妓們都會去柳永墓拜祭，称为“吊柳七”或“吊柳会”。他有不少關於歌妓的詞，例如《惜春郎》、《鳳銜杯》等，內容包括描述歌妓生活、描繪歌妓色藝、抒發對歌妓的相思眷戀等，在《樂章集》中有提到的歌妓有蟲娘、英英、心娘、酥娘等。
除了婉約派的詞人外，開創豪放派的蘇軾亦與歌妓交往，他離開杭州赴密州（今山東諸城），途經蘇州時，有歌妓守在閶門出城處，為他設宴餞行，蘇軾就賦《醉落魄·蘇州閶門留別》送給她。蘇軾的妾侍王朝雲也是歌妓出身，歌妓琴操亦與蘇軾有交情。蘇門學士秦觀也與歌妓交往甚密。而蘇軾的好友陳慥多蓄歌妓，令妻子柳氏不滿，柳氏更當著客人面前擊壁大呼，陳慥因此十分畏懼妻子，此事亦即成語河東獅吼的由來。
北宋末年的歌妓李師師善词曲、工歌唱，十分有名，連宋徽宗也被她所吸引，更多次離宮與她相會。《大宋宣和遗事》说李师师曾被册封为李明妃、瀛国夫人等，但国学大师王国维则说李师师从未进过宫廷。周邦彥亦與她有來往，寫了幾首表露愛意的詞贈予李師師，亦有一首《少年遊》描寫君臣都與李師師交好，此詞觸怒了宋徽宗，周邦彥被貶謫出京。《李師師外傳》載，金兵破汴，金兵主帥欲把她獻給金太宗，李師師拔下金簪自刺其喉自殺不遂，再吞簪而死。
除了李師師外，周邦彥亦曾與另一歌妓岳楚雲交往。
南宋之後，詞逐漸被「雅化」，較少描寫歌妓的詞，很多詞亦不再適合由歌妓演唱，但當時的詞人仍有些為歌妓而作的詞。
元朝
元朝時，各種職業被分為十等，娼妓、藝妓（包括歌妓）、優伶等同屬於第八等的「倡」，一些演出雜劇的女伶本身出身自教坊司的歌妓。此外，不少歌妓會於歌樓裡或宴席中演唱散曲助興，元人夏庭芝的《青楼集》和陶宗仪的《辍耕录》記載了一些歌妓、女伶的生活花絮和事蹟，除了演出杂剧和演唱散曲外，她们還會演唱戏文、慢词、诸宫调等。元朝著名的歌妓有梁園秀、張怡雲、顺时秀[16] 、珠簾秀[17]、天然秀等。她們亦與文人交好，有些演出雜劇的歌妓，還與元曲作家建立深厚的友誼，例如珠簾秀和关汉卿、天然秀和白仁甫等。
明朝至清朝中葉
明朝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建都金陵，在秦淮河畔设置“国营妓院”，称大院，后称旧院。因此歌妓多集中於秦淮河一帶。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南京和北京立教坊，到了明朝中叶，找士大夫歌妓的風氣更盛[18]在嶺南亦有歌妓，例如张乔，她生于明万历年間，卒于崇祯六年（1633）七月廿五日，字乔婧，一字二乔，又名张丽人。随母沦落为歌妓，与南园诗社诸子交厚，年仅十九歲就死去，其友彭孟阳等把她葬於广州白云山麓梅花坳，当时名士各作诗一首，植花一株于墓旁，号为“百花塚”。
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豔，她們與文人士大夫的風流韻事，至今仍令人津津樂道。
清朝雍正時，雍正皇帝下令废除教坊司，但樂戶仍然繼續經營妓院，因此歌妓並沒有消失。乾隆時，扬州成為煙花之地，有不少歌妓，鄭板橋的詩就有“千家养女先教曲”一句，可見歌妓之眾多。而《落拓》一詩亦提到「縫衣歌妓家」，鄭板橋的《道情十首》被北京歌妓招哥傳唱，他知道後便托人帶錢給招哥：“宦囊蕭瑟音書薄，略寄招哥買粉錢”。乾隆下江南時，遇到一個歌妓，欲立她為妃，他的第二任皇后烏喇那拉氏就剪自己的頭髮來勸諫他，結果乾隆打消立歌妓為妃的念頭。
乾隆、嘉慶年間，經濟的發展刺激妓業，包括歌妓的發展，當時珠江三角洲的妓業十分昌盛，尤其是廣州一帶，赵翼著的《檐曝记》中说：“广州珠户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當時珠江上的歌妓分為三个帮：广州帮、潮州帮、扬州帮，均传习各自地方的曲艺，互相交流，加上文人的幫助，歌妓場所興起一種叫南音的新曲種。嘉庆年间，岭南文士冯询、招子庸等的帮助下，在木鱼歌、龙舟歌、南音（皆為嶺南歌曲種類）的基础上，通过“变其调”而创造出新曲种粵謳，通過歌妓演唱而广泛传播[19]。
清末民初至現代
清末民初時，上海的妓院有不少歌妓，韓邦慶的小說《海上花列傳》就是描寫這些歌妓的生活。她們通常被稱呼為「先生」，當時上海有不少從歐洲或美國來的外國人，而歌妓在招待客人時必會唱歌，吳語「先生」又與英語「sing song」音近，所以英語把她們稱為「Sing-song girl」。而中文「歌女」的名稱在1920年代末葉才出現，即民國十四年之後。民國時期的歌女除了在傳統的妓院、酒家表演，還有於夜總會、舞廳等由西方傳入的娛樂場所表演，由於她們多會與客人交際應酬、飲酒，因此又稱交際花（交際花亦包括舞女）。
在秦淮河上，有一種於「七板子」[20]上賣唱的歌妓，本來是於茶舫上賣唱，後來被政府取締後，才改於七板子上賣唱[21]，朱自清和俞平伯就分別於兩篇同樣題為《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的文章描述過她們。雖然這種歌妓是賣藝不賣身的，但當時一些人，包括一些知識份子，認為她們從事的職業不正當。朱自清在《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1923年10月11日）中，就說到聽歌雖然與狎妓不同，但他覺得她們與娼妓（性工作者）都屬於「妓」，認為她們從事的是不健全的職業，而接近妓者是不正當的行為，所以拒絕聽歌妓唱歌[22]他又提到她們是「被逼的以歌為業」。而俞平伯則出於對歌妓的尊重和同情而拒絕聽歌，認為聽歌是對她們的侮辱[23]。
台灣由同治年間開始出現一種叫藝妲的歌妓，盛行於日治時期。她們在藝妲間接受訓練和表演，亦會到酒樓、廟會、私人筵席等表演，以演唱戲曲為主，多名藝妲唱曲並作角色扮演則稱為藝妲戲。
在廣東、香港、澳門等地區，同治年間，广州出现专门收养盲女传授粤曲弹、唱技艺的“堂口”，這些能弹能唱的失明女歌手被称为「瞽姬」，被稱呼作“师娘”，俗稱「盲妹」。也有一些歌女到茶館、酒樓賣唱。民初時廣州有一種「曲藝茶座」，第一家曲藝茶座是广州西关十五甫正街的初一樓，「師娘」常會登台演唱，不久又有健全的女歌手演唱，一些歌妓脫離妓籍後亦加入女伶行列。1918年，校書（歌妓）林燕玉在初一楼客串登台演唱，开了失明艺人和女伶混合演唱之先，後來又有卓可卿等，取代了「師娘」。妓院裡的未成年歌女稱為「琵琶仔」，琵琶仔往往會成為一種叫老舉的賣身妓女（當地人稱「阿姑」）。
「歌女」一詞出現後，由於「歌妓」的「妓」令人聯想到性工作者，而「歌姬」的「姬」又有「寵姬」、「姬妾」的意思，「歌妓（伎）」和「歌姬」的稱呼被「歌女」所取代。在1920年代左右，隨著唱片業和電影業的發展，加上五四前後西方戲劇理論的傳入，令不少知識分子加入演藝行列，藝人的社會地位亦得到提高。一些知名度較高的女歌手已不再稱為「歌女」，「歌星」這個名稱亦開始出現。「歌女」亦開始帶有貶義，常用來指一些知名度較低或到處演唱為生的女歌手，直至二十世紀中後期，仍然有人以「歌女」作為於酒廊、酒樓、餐廳、舞廳、街頭（如香港廟街、大笪地等）、遊樂場（如香港荔園）等地方演唱，而知名度不高、「檔次較低」的女歌手之貶稱。
歌女、歌妓的來源和生涯
古代至民國初年的歌女和歌妓來源有：
- 從女奴（包括富貴人家的家奴和沒入宮廷為宮奴的犯罪官員妻女）中挑選具色藝者加以訓練
- 官員犯罪，貶為樂戶，妻女成為女樂（歌妓、舞妓），後代亦不能脫離樂籍、妓籍
- 因家貧而賣身為歌妓，清雍正帝廢樂戶，良家貧女有些會以賣唱為業
- 唐朝宮廷設有教坊，當中的宜春院專門訓練歌唱藝人
- 因有殘疾（如失明）被賣作歌妓
- 民國時期的歌女有些是因為個人喜好，或希望賺更多金錢以提高生活水準，而以演唱為業
古代的歌妓多是從小受到嚴格訓練，有些繼承父母樂籍或妓籍的女孩，童年時就開始被訓練彈唱技藝，亦有貧苦人家把女兒賣作婢女或歌妓，由主人安排訓練，約於十二、三歲左右就可以表演。杜牧寫給歌妓的《贈別》有「娉娉嫋嫋十三餘」一句；白居易《琵琶行》描寫的歌妓十三歲就學會彈琵琶表演[24]；蘇軾初遇王朝雲時，王朝雲只有十二歲。
古代歌妓一直演唱至嗓音受損或年老色衰才退休。在良賤區隔森嚴的時代，有著賤民身份的歌妓往往只能作士人的寵婢，有些則可作妾，另有些嫁作商人妻妾。有些已嫁人的歌妓因為夫家家道中落或被拋棄而重操故業。
近代至民初的歌妓、歌女於茶館、酒樓演唱時，會收到客人的打賞，有些歌女得到客人歡心，會嫁給客人作妻妾，或被包養作情婦，有些嫁給普通人家或窮人的歌女，婚後仍會繼續賣唱來幫補家計。嫁給有錢人的歌女，一旦夫家家道中落，或與丈夫婚姻破裂，也會再次出來演唱賺錢養家。民國時期的歌女，有些有固定的演唱場所，與場所東主以分帳或僱傭方式合作。當時藝人地位已開始提高，若得到賞識，可以灌錄唱片，成為歌星，有些更進軍電影界，成為影星。
參見
参考資料
- ^ 張愛玲《海上花開》：「“歌女”是一九二零末叶至三零年间的新名词。」
- ^ 梅艷芳遺憾孤身走我路. [2007-04-30]. （原始内容于2016-03-04）.
- ^ 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後庭花」
- ^ 白居易《琵琶行》：“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
- ^ 邱坤良《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第三章「都市發展與戲劇的興盛」：「『藝旦』是日治時期，民間對在酒樓以戲曲悅客的歌妓之通稱。清代之重要城市，特別是港口如臺南、鹿港、艋胛、大稻埕等地的風月場所，都曾出現『歌唱侑觴』的歌妓。」
- ^ 張愛玲《海上花開》：「吴语『先生』（对高级妓女的称谓）读如“西桑”，上海的英美人听了误以为“sing-Song”，因为她们在酒席上例必歌唱；sing-song girl因此得名，并非『歌女』译名。」
- ^ 《汉书·贡禹传》：“武帝之时，宫人达数千，宣帝之时，诸侯有妻妾数百人，豪富吏民蓄歌妓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
- ^ 《後汉书·梁冀传》：“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以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
- ^ 《漢書·卷九七·外戚傳上·孝武衛皇后》：「子夫為平陽主謳者」
- ^ 《宋略》：「王侯將相，歌妓填室。」
- ^ 《世說新語·忿狷》
- ^ 《晉書·石崇傳》
- ^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媚，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 ^ 段安节在《乐府杂录·歌》：“内人有许和子者，……既美且慧，善歌，能变新声。遇高秋明月，台殿清虚，喉转一声，响传九陌。明皇尝独召李漠吹曲逐其歌，曲终管裂，其妙如此。”
- ^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宫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值千金。’”
- ^ 《辍耕录》：「歌妓顺时秀，姓郭氏，性资聪敏，色艺超绝，教坊之白眉也。翰林学士王公元鼎甚眷之。」
- ^ 《辍耕录》：「歌儿珠簾秀，姓朱氏，姿容姝丽，杂剧当今独步。胡紫山宣慰极钟爱之
- ^ 《明史·刘观传》：“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
- ^ 《南海县志·招子庸本传》：“一时平康百里，谱入歌声，虽羌笛杨柳，未能或先。”
- ^ 朱自清《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秦淮河的船約略可分為兩種：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謂“七板子”。」
- ^ 朱自清《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秦淮河上原有一種歌妓，是以歌為業的。從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類……前年聽說歌妓被取締了……不料她們卻仍在秦淮河裡掙扎著……她們也乘著“七板子”，她們總是坐在艙前的。」
- ^ 朱自清《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一，在通俗的意義上，接近妓者總算一種不正當的行為；二，妓是一種不健全的職業，我們對於她們，應有哀矜勿喜之心，不應賞玩的去聽她們的歌。」
- ^ 朱自清《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平伯呢，卻與我不同。他引周啟明先生的詩，『因為我有妻子，所以我愛一切的女人，因為我有子女，所以我愛一切的孩子。』他因為推及的同情，愛著那些歌妓，並且尊重著她們，所以拒絕了她們……在這種情形下，他自然以為聽歌是對於她們的一種侮辱。
- ^ 白居易《琵琶行》：「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