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滅亡
語言滅亡（英語：language death、language extinction、linguistic extinction、linguicide、glottophagy）是一個影響語言社群的過程。這現象顯示某項語言變體的講者族群，相關之語言能力呈下降跡象，最終造成沒有母語者或流利講者承繼，導致相關語言絕跡。語言滅亡會同時影響不少相關細項，包括方言及文字等的傳承。有關現象與只有部分言語喪失的語言消耗截然不同。[1]
語言滅亡的界定 编辑
語言滅亡的方式有許多種，惟語言學基準下普遍將之分類為：
- 慢性語言滅亡：經歷較長時間才積累較多的語言能力轉變。
- 下至上語言滅亡：由個人、家庭等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開始轉變。
- 上至下語言滅亡：由政府、統治階級等社會組織的較高單位帶領轉變。
- 極端語言滅亡：族群內重大革命或事件導致語言能力突變。
- 語言屠殺[2]：自然災害、流行病或種族滅絕等，有系統地短時間抹殺特定語言族群，亦包括未能找出原因的語言滅亡。
造成語言滅亡的根本原因，大多為一個單語社會朝向多語社會進發時，對新語言表現比既有語言更大的忠誠。這種牽涉同化的過程可能是自願，亦可以是強制發生。另外，一些越為細小，並在地理上高度隔絕的部落，其遭受極端滅亡的危機理論上較大；但多數時間會因著不與外界接觸，而保住單一的語言應用，慢性滅亡的機會反而較小。
即使最後的母語者或流利講者未死，有關語言仍有可能界定為滅亡。其中一個例子是只有數位老人家懂得說該語言，卻未能用到有關語言直接溝通，那麼該語言幾可肯定是名存實亡。另一例子，是除了解讀傳統詩歌和音樂外，該語言沒有在日常或新文本中加以利用，顯示其在當下沒有確實存活。於類似情況下，有關語言會先列為瀕危語言，[1]然後在沒有兒童或青少年以之為母語時，確認語言滅亡的過程正式完結。屆時，成年人傳授語言學識予兒童的空間將會越來越狹窄，直至兒童無法及無心理解成年人獨有的流利說法。
通常驅使兒童不願意主動學習瀕危語言的原因，是在於經濟和效益因素，認定改變常用語言可以突顯自己的威望、社會地位和工作機會。歷史上亦有不少因為國際和政治因素而促成的語言滅亡，其中最經典的語言滅亡案例為達爾馬提亞語。
對文法的影響 编辑
在語言消耗之時，既有語言的文法將會大受新引進的語言所影響，產生大量原有文法不盡接受的外來語。此現象於1983年被語言學家分成兩類，包括以外來語完全取締既有語言，與及拋棄外來語無法傳釋之既有語言用詞；兩者可以同時發生。此情況下，相關語言可能會在大部分文法偏離原旨的狀況下，被界定為滅亡。
緊接著，現代亦為了這些文法轉變提出更多分類：
語言滅亡與一般語言變化 编辑
語言學家通常會明確分開「語言滅亡」與「一般語言變化」，從而在滅絕語言上衍生不同的定義。後者通常是指，有關語言在一般發展下變出被廣泛使用的近似形，成為與原生語言截然不同的新語言，接著原生語言在若干時日喪失母語者。例如已經沒有母語者的古英語會被定性為滅絕語言，但因為後來被中古英語、近代英語及現代英語等在不同日子承繼運用方式與文法，所以不會被定性為語言滅亡，而是社會發展所帶來的一般語言變化。拉丁語拓展為羅曼語族、古印度梵語拓展為印度斯坦語等，亦會被視為不可分割的發展里程碑，從而使它們沒有被界定為滅亡。
量度語言生命力 编辑
除非出現語言屠殺，否則語言難以瞬間滅亡。大部分講者的說話習慣變化，始終是較容易識別，從而影響語言在整個社會的生命力。為了盡早辨認語言滅亡的出現，語言學家訂立了不少量度生命力的基準。最早期的標準有約書亞·菲什曼於1991年提出的世代失調分級表（GIDS，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5] 更進一步是於2011年的《多元語文及文化發展期刊》（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第32.2號，刊載了若干著名學者提供的標準。
語言復興 编辑
語言復興是為了應付語言滅亡而實行的其中一個手段，務求減慢或逆轉整個衰退過程，在世界各地有著不同的成果和失敗例子。
復興已經滅亡的語言，被大部分人定性為不可能的任務。希伯來語復興是目前唯一一次確認語言滅亡長時間後，成功在現代覓得新母語者的語言復興案例。但亦有人指出，新生希伯來語只是集各地分散部落之大成，而沒有真正重現原生希伯來語，所以不能作準。[6][7]
參考資料 编辑
- ^ 1.0 1.1 Crystal, David，2000年，《Language Death》，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Zuckermann, Ghil'ad，"Stop, revive and surviv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he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2012年6月6日
- ^ Knowles-Berry, Susan M. .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987, 29 (4): 332–341 [2022-03-19]. ISSN 0003-5483. JSTOR 300281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1）.
- ^ Dorian, Nancy C. The fate of morphological complexity in language death: Evidence from East Sutherland Gaelic. Language. 1978, 54 (3): 590–609. ISSN 1535-0665. JSTOR 412788. doi:10.1353/lan.1978.0024 （英语）.
- ^ Fishman, Joshua，1991年，《Reversing Language Shift》，Cleven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 Hinton, Leanne; & Hale, Ken (eds.)，2001年 《The Green 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Practice》，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 Zuckermann, Ghil'ad，"Aboriginal languages deserve reviva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he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2009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