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日記
《蔣經國日記》是蔣經國的私人日記，記錄到1979年年底。2004年底，蔣方智怡將日記送到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暫存50年[1]。2019年11月2日，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與國史館、蔣友梅及蔣孝嚴的家屬共同宣布，預計2020年2月3日公開日記複本，推進近代史學術研究[1]。
2020年6月19日，臺北地方法院宣判，該日記於蔣經國任職總統期間之部份為國有文物，應由國史館管理，其餘部份則為蔣家後人共有[2]。
背景
蔣經國日記由蔣經國從1937年自蘇俄返回中國直到1980年，以毛筆書寫；後期日記由於糖尿病視力模糊，字寫得很大，但字跡端正。
移至胡佛研究所
2004年底，蔣方智怡將蔣中正與蔣經國私人日記原稿（合稱「兩蔣日記」）移至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暫存50年。胡佛研究所檔案室主任ElenaDanielson表示，他們現在所收藏手稿檔當中屬於中國近代史人物已經有一百多位,而兩蔣日記只是暫借保管，李登輝時代曾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郭岱君，五年前受聘於胡佛。據郭說，胡佛和蔣家協議：兩蔣日記只是「存放」（deposit）於胡佛，但並不「擁有」（own or possess）這些日記，將來不排除日記遷往中國領土（Chinese territory）之可能。
近代中國檔案及特藏史料
胡佛研究所設立的「近代中國檔案及特藏史料」，內容包括中國國民黨檔案、蔣中正、蔣經國日記、中華婦女聯合會檔案等。兩蔣日記如今亦歸胡佛研究所。
日記部分內容
1941年
9月10日日記寫道：「太陽、空氣、水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但是中國人一般的習慣都不太願意去接近他們，所以身體天天的壞下去。」[3]
1945年
10月25日日記寫道：「回憶往日之生活與事業，東西奔走，迄無一成，尤覺慨然。」[4]10月27日日記寫道：「晚睡前，小立陽臺，人初靜，風乍起，東望明月上昇，樹枝搖曳窗前，心中不知所思。國家無實力，不得不動心忍性也。」[5] 10月31日日記寫道：「吾人雖恨日本侵略，但對日本一般平民，應以人道待之」[6]
11月3日日記寫道：「人生在世，必須正直大方，服務人群，不可使人厭惡。」[7]11月6日日記寫道：「處變貴乎鎮定，且定亦必由變而來。余自覺鎮定功夫，已有進步，但心君仍不自泰；室中菊花盛開，室外陽光溫暖，本屬大好時光，而無意欣賞，此即修養不足之徵象也。」[8]11月8日日記寫道：「見其僕人，奴顏婢膝，聯想今日社會正將好人變壞矣。」[9]11月9日日記寫道：「近日嘗思一個年青人所最難做到者，即無論何時何地，不因勝利而昏迷，不因失敗與難關而嚇退也。自問亦遠難完全做到。且近來發現自己，依然不夠穩重，又常矜自己之能，此為事業方面之危機；而對人一有不好印象，即不願與之往來，亦不願加以勸告，此更為知人用人之大病。」[9]11月10日日記寫道：「余語氣似過爽直，或有開罪人之處。近日心中煩憂，胃口不好，每餐不能多食。事忙時尚無煩惱，一有空閒，煩憂畢至。自思心緒煩悶而意志堅強，此兩種力量何能同時存在乎。」[10]
1947年
3月17日寫道：「初來台灣，一切都感到新奇。」[11]
1948年
8月26日日記寫道：「早起後閱讀信件，差不多都是來要求職業的。出門的時候，有幾個工人跪在地上，他們都是無錫火車站上的工人，向我要求為其解決生活問題，老百姓真是太可憐了，但在這件事上，我又沒有法子幫他們的忙，心中非常難過。上午召開統一檢查會議，這批出席人員當中有許多都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錢的人，對於他們今後必須嚴格的加以管理與監督。下午，照常在中行辦公，處理事務。以今天的情形來看，目前的工作是相當吃力的，但已經騎在虎上，則不可不幹到底了！」[12]
9月26日日記寫道：「一星期來，因為工作環境的複雜，以及每天所處理的問題之多，腦子是相當的緊張。尤其是目前的情況，差不多半天都不能離開崗位，可知一切都沒有上軌道。」[13]
10月5日日記寫道：「做成一件事，無論大小，都是很困難的。但是只要有勇氣，總是可以成功的。」[14]10月9日日記寫道：「看出環境之艱困，此時此地，必須沉着，否則必將失敗。」[15]10月13日日記寫道：「一方面為了應付每天所發生的緊急事件，要傷很多的腦筋，同時又不得不考慮到很多根本問題，真是相當吃力。但是事至今日，只有拼命到底。」[16]10月14日日記寫道：「內心沉痛萬分，人家死都可以死，那我們後死的人，還有什麼不可以做呢。」[17]10月26日日記寫道：「我們今天辦理繁重工作，必須忍耐。」[18]
11月2日日記寫道：「承認自己未能盡責完成任務，並且在若干地方，在工作過程中，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所以應向政府自請處分，而同時向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19]11月4日日記寫道：「近日在工作艱苦之中，甚為知己朋友之同情而感動。」[20]
1949年
2月3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八田易山[與一]在赴海南島船上被美機炸死，其妻聞訊之後，即在嘉南大圳送水處自殺，此亦值得記之。」[21]
5月18日：「[自澎湖]回到台北與妻兒聚首，此時此地見面，更有一番感慨，我們將要長期流亡了。」[22]
5月19日：「在台灣各地，處處可見日本人的用心，自問實在太慚愧了。」[23]
10月6日日記寫道：「今日為中秋佳節，如果是太平盛事，人們必在家園共享天倫之樂。今則世亂時危，已無這等清福。」[24]
12月31日日記寫道：「流光逝水，馬齒徒增，僕僕風塵，自問所作何事？往事不忍回憶，來者更必艱難，撫今察來，能不奮勵前進乎！時間不允許我們再猶豫了，事急寇深，坐而言，不如起而行！」[25]
1951年
11月30日：「最近所破獲的匪諜多是年輕的台灣人，為這批青年而非常可惜，他們可能是為了救國的一般熱情，而結果走入歧途，我們未能教育他們，不能不說應負責任。」[26]
1954年
4月3日：「我的個性是『直想直做』，從來亦不知道轉彎，如此性情，實不宜從事情報工作，今天為了國家，為了父親，而擔負情報責任，亦只好盡心盡力去做。」[27]
10月30日日记写道：“继春为人忠厚……他在生时曾与章姓女相识，未婚而生孪子，当在桂林生产时，余曾代为在医院作保人，后来竟有人误传此孪子为余所出。后来章姓女病故，现此二孩已十有余岁，为念亡友之情，余仍维持他们之生活”[28]。
1960年
6月11日(對雷震案的評論)：「海外少數政客與台灣之流氓地痞，相互利用，目前在企圖組反對黨，辦刊物，叫『民主』口號，掛『自由』招牌，從事於反政府的活動。」[29]
1968年
9月26日日記寫道：「我可用人，而不為人用，此為外交運用之要點。志清意堅，至為重要。」[30]
1970年
3月9日日記寫道：「勇兒以因公務受傷之理由，辦理退學與轉學之手續，明知此為欺人自欺之作，但是事實如此，如何使我不自感慚愧耶。」[31]:204
7月25日日記寫道：「要安定社會，先要安定經濟。」[32]
1975年
1月1日日記寫道：「悔恨無益，來者可追。」[33]1月11日日記寫道：「富裕生腐化，久安失鬥志」[34]1月14日日記寫道：「坐於 父親病床前，冬夜聽雨聲，不覺心痛難堪。」[35]
2月17日日記寫道：「接章女來信說：『最近這裡天天下雨，雖然切望著陽光的出現，但大地又多麼需要著這些雨水的洗滌與滋養。在人的生活中，不亦正是如此嗎？生命的滋長並不靠美滿的現實。』誠哉斯言。」[36]
3月15日日記寫道：「余備嘗人間之諷刺、侮辱與打擊。唉！往者已矣，來者多難，是可預料者也。余將堅忍以承擔之。」[37]3月25日日記寫道：「總之，政治應以國利民福為依歸。」[38]3月26日日記寫道：「日來余心不定，夜間多夢，不能專心處理要公，煩慮已甚。」[39]
3月25日日記寫道：「看見文兒似瘋非瘋之病態，至感厭煩，不過我一點亦不可憐他，因為這是他自作孽也。現在要以很多錢去養一個廢人，消耗公費公物，自感慚愧，對老百姓無法交代。」[31]:209
4月29日日記寫道：「能自不迷惑，何人能惑之；自不驚嚇，何人能嚇之。無私無我，方寸不亂，天下可定。成敗生死不計，則天下尚有何事可畏。」[40]
5月6日日記寫道：「在忙碌中可稍忘心中之痛苦，只有奮發圖強，才能報答 父親於萬一。」[41]
6月18日日記寫道：「今所可憂者，並非外來之沖擊，而是內在的問題」[42]6月19日日記寫道：「社會進步繁榮，其副作用乃形成一種苟安而腐敗的生活，這是我們最可怕的現象，因此，務必從加强心理建設和改革生活做起，吾人能不謹慎、小心、勤奮、努力乎。」[43]
7月12日日記寫道：「『自淨其意』，自己慧眼不夠，希望能自淨心意之謂也。天地間有許多事要自己去體會，以求能進入正定而恍然大悟。」[44]7月27日日記寫道：「一般人民要有申訴困難的機會，青年人要有就業的機會，解決困難，增加就業，乃是當務之急。」[45]
10月5日日記寫道：「首重良知，大眾利益豈能求得人人滿意，把握原則而不變，對準目標而不移，如此做去，那就夠了。人民是可愛的，壞的是極少數，如果執行政策，處處敷衍，必是一無成就、一無是處。」[46]10月26日日記寫道：「時代和人類的共同之事，吾人能夠朝正確的正確的方向去做，作最大的努力，其他的事，則可稍緩，事事唯求心之所安而已。」[47]
11月1日日記寫道：「今日為多事之秋，對於人物與事物之判斷，必須力求冷靜沉着，不要憂愁，不要懼怕，不要煩惱，不要疑惑，每人應有獨立自主之人格。」[48]11月12日日記寫道：「勇敢而穩重地站起來，明辨是非之理，看輕生死之道，則天下無難事矣。」[49]11月30日日記寫道：「天下決無萬全之事，總在盡其心、盡其力，今曰處理經濟問題亦復如此。要幫助工商業，就必須大量發行通貨，通貨萬一膨脹，則物價必定上昇，影響大眾生活，引起社會不安，所以決定暫不採大量發行通貨以刺激生產之政策，而以穩定物價為主。凡事如能雙方兼顧最好，否則必須權衡輕重利害。以政治而言，必須以照顧大眾之利益為主也。」[50]
12月6日日記寫道：「應多設法聽取別人對自己的批評和諍言，而不要聽別人的鼓掌、歡呼和誇讚，要知誇讚聽得多了，可以使人『不省人事』，失去知覺，而終致僨事。」[51]12月22日日記寫道：「為農曆冬至，早起向 父靈行禮致敬。」[52]12月25日日記寫道：「決心奉獻自己所有的一切，來做好自己應做的工作，今後除了自己的工作外，更要為社會培養人才，厚植國力，這是最難亦是最重要的事。」[53]
1976年
9月8日日記寫道：「美自由派人士即是共產集團用來傷害美國及其友人的一股力量，亦是借刀殺人之一法，惡毒如共產份子者，天下無出其二哉。」[54]
1977年
11月19日（中壢事件當日）：「難道只有選舉才算是民主政治？在安定而清明的社會中，或許選舉可以反映一般民意；但在今天重利為先的社會中，選舉反而成了勞民傷財之舉，但是又不能不辦。」[31]:72
11月25日：「十九日公職人員選舉之挫敗(亦可以說失望)，乃是字從政以來所遭受的最大打擊。自知此次失敗包含了極嚴重的不利於黨國的危機，至於決策與準備方面，我過估自己的本身力量，而輕視反動力量之發展，對於提名之候選人未加深入之考核，輕信『幹部』言，木已成舟，後悔莫及。余對選舉之失敗應負全責，惶愧交感。一月來坐立不安、夜不成眠，但是我絕不示弱而退卻，否則正中敵人之計矣。余所痛苦者並不在敗余敵人，而是黨內同志(失意)竟以幸災樂禍之冷笑以論此一痛苦之失敗。」「吾人應從此一傷痛的失敗中詳加檢討：(一)黨的作風落伍；(二)黨的基層組織已經腐爛；(三)黨的幹部腐化而且自以為大；(四)民眾把黨看作是壓迫他們的機構，根本談不上服務。」[31]:72-73
1978年
10月6日日記寫道：「情報調查機構，尤其是司調局，濫用職權，陷害無辜，假公濟私，且仍有刑審之事存在，聽了之後，坐立不安，夜不成眠，我心愧疚之深，實非言語和文字所可以形容的。這些幹部中的敗類，危害國家之大，再不允許其存在，應從多方面設法來加以剷除，否則後患無窮矣。」[55]
1979年
3月18日：「誠心善意派勇兒赴紐約拜壽反被怒罵而返，斷非我始料所及。如此無情無義、無理取鬧、借題發揮在與政治毫無關係的小孫身上，如何不令余痛心？數天來為此而日夜寢食不安。在公務方面的負荷已經夠重了，而又加上如此家難，實在夠受了。如無平日之修養，恐難再忍受了。孔家之陰魂一天不消滅，我蔣家就沒有一天安寧了。」[31]:224-225
11月3日：「朴正熙於廿六日被刺而死，死得奇怪，是一個大謎。美國正式聲明此事與其無關，無異說此地無銀三百兩，美國政府之愚蠢到此程度實在可笑。政治外交是多麼殘酷無情，可不慎乎？伊朗國王被迫離國，尼加拉瓜蘇慕薩之下場亦如此，繼之為薩爾瓦多總統下台逃亡，到朴正熙被自己人所刺，一連串的事件都是相連的」。[31]:78-79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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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孟潔. 兩蔣總統任內文物歸「國有」 法院判決理由曝光！. 聯合報. 2020-06-19 [2020-06-19]. （原始内容于2020-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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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 孝庭.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 台北: 遠足文化. 2021: 394. ISBN 9789865080945.
- ^ 蔣經國《難忘的一年》，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1頁
- ^ 蔣經國《難忘的一年》，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5頁
- ^ 蔣經國《難忘的一年》，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6頁
- ^ 蔣經國《難忘的一年》，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16-17頁
- ^ 蔣經國《難忘的一年》，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22頁
- ^ 蔣經國《難忘的一年》，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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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蔣經國《難忘的一年》，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34-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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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蔣經國《難忘的一年》，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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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蔣經國《難忘的一年》，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51頁
- ^ 蔣經國《難忘的一年》，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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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蔣經國《難忘的一年》，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84頁
- ^ 蔣經國《難忘的一年》，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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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蔣經國《難忘的一年》，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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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 孝庭.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 台北: 遠足文化. 2021: 134. ISBN 9789865080945.
- ^ 林, 孝庭.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 台北: 遠足文化. 2021: 125. ISBN 9789865080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