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
| 此條目論述以中國大陸為主，未必有普世通用的觀點。 (2022年12月19日) |
民主革命是一个政治学术语，表示推翻一个非民主的政权，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运动[1][2]。在中国近现代史与政治史上，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简称[3]:3770，是指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和封建专制制度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革命。有资产阶级领导的与无产阶级领导的两种民主革命[3]:3770。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即資產階級革命，以反對封建制度為主要內容[3]:3770。
列宁在俄国1905年革命时期提出“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4]
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 编辑
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障碍，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革命[3]:3769。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民主革命均由资产阶级领导。16世紀下半葉的尼德兰革命是全世界第一次民主革命[3]:3769。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辟资产階级世界革命的时代[3]:3769。1789年法国大革命更深刻和彻底[3]:3769。在英法革命影響下，到19世纪中叶歐美主要國家基本完成资产阶级革命[3]:3769。结局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社会。1848年西欧许多国家发生的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范围最广泛的民主革命。在中國，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如辛亥革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3]:3770。
新民主主义革命 编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到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出现了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条件[3]:3770。1905年俄国革命是歷史上第一次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3]:3770。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3]:3770。在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3]:3770。
民族民主革命 编辑
民族民主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5]俄国十月革命后，民族民主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民主改革 编辑
民主改革是指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不是采取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而是用和平的、非暴力形式，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人互相发扬民主，和平协商，改造官僚买办经济制度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封建制度、农奴制度，使之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制度的社会变革。目的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依靠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取比较和缓的方式，达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制定的民族政策。[6]
1948年内蒙古解放区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明确提出在牧业区的一切工作必须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都要以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生产、改善牧民生活为出发点，“增畜保畜”“人畜两旺”，确定了牧业区民主改革的总方针为“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上而下地进行和平改造和从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废除封建特权，发展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生产”，并根据蒙古民族的经济特点和地区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三不两利”和“牧场公有、自由放牧”等政策。“不分”指不分牧主牲畜和财产，“不斗”指不采取农业区斗地主方式斗争牧主，“不划阶级”指不在牧民中公开划分阶级保存牧主经济。牧主牧民两利政策是指在废除牧主对广大品贫下中牧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的基础上，实行合理的牧主牧民两利的“新苏鲁克”制和适当提高牧工工资的新工资制度。除罪大恶极的蒙奸恶霸经盟以上政府批准可以没收其牲畜财产由政府处理外，其他大牧主一律不斗不分。内蒙古牧区的民主改革政策与实践得到了东北局的充分肯定，并公开发表，广泛宣传。“三不两利等政策缓和了牧区牧主和牧民的矛盾，解除了牧民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保护、促进了牧区经济发展。到1952年末，内蒙古西部牧业区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7]对全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与牧区的民主改革有重要借鉴意义。1953年6月，乌兰夫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的报告，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等政策归纳为发展畜牧业经济的五项方针、十一项政策、六项具体措施，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后，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牧业区实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官僚资本控制的企事业单位实施“民主改革”，1952年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开始了生产改革，加强了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权，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推动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8]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四川、新疆[9]、青海[10]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民主改革[11]。其中云南景颇族[12]、基诺族从原始社会社会形态，主要是帮助其发展生产和文化事业，逐步克服不利于民族发展的各种落后因素，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跨越式发展。一些民族处于奴隶社会、封建农奴社会制度，采取了和平协商改革的方法进行民主改革[13]，即在充分发动民族劳动群众的基础上，帮助少数民族中的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认识民主改革的必要，争取他们接受民主改革，经过劳动人民和上层人士协商，确定改革的时间、步骤和方法，然后由政府颁布法令施行和平赎买，把土地分配给农奴、奴隶和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废除封建主、奴隶主的特权，使农奴、奴隶获得人身自由和政治平等。对于接受改革的封建主、奴隶主不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除没收其土地外，其余财产不动,不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并在政治方面给以适当安排。民主改革完成后，对情况特殊、条件许可的部分少数民族农业区，于20世纪50年代末经过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西藏民主改革是指：1959年3月10日以达赖为首的藏人发动武装起義。1959年3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宣布解散西藏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14]
- 第一步是开展“三反”(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人身依附制度)和减租减息运动。
- 第二步是没收参加叛乱领主的生产资料实行，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对于未参加叛乱的领主，采取赎买政策，国家共支付4,500多万元对1,300多户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90万亩土地和82万多头牲畜进行赎买，无偿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农、牧主也分得一份生产资料[15]。人均分得耕地3.5亩。
到1960年底，西藏基本完成了民主改革，各地普遍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农牧民协会、平叛保畜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乡、区、县、专区各级人民政权。西藏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百万农奴翻身获得人身解放；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主所有制，确立了农牧民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废除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实行政教分离，没收参加叛乱的寺庙的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寺庙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废除寺庙在经济、政治上的一切封建特权与内外的人身依附，各宗教与藏传佛教各教派一律平等，寺庙选出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民主改革基本完成的1960年，西藏全区的粮食总产比1959年增长12.6%，比土改前的1958年增长17.5%；牲畜存栏头数比1959年增长10%。民主改革中，西藏建立起首批供销社、农村信用社、民办小学、夜校、识字班、电影放映队、医疗卫生机构、水电站与居民供电。在拉萨市区安置8700多名贫苦游民和乞丐就业，救济8,500多名生活困难的城镇贫民，收容120多名孤、老、病、残者[16]
民主补课 编辑
民主补课，即民主革命补课[17]:503[18]。1960年3月，宁夏汇报“中宁事件”的报告中提出“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9]。1960年底到1961年初，与整风整社运动相结合，中国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一场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河南省信陽地區由於三年「大躍進」發生嚴重「五風（指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17]:502）」，至1960年底出現大量死人的嚴重問題[17]:503。
这场运动起源于河南省信阳地区，终而推向全国。“信阳事件”曝光后[20]，1960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监委《监察工作情况反映》第215号上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总支和支部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要求“必须把当前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的政策问题，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向各级党组织讲清楚。并且要求把这封指示信原原本本地读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听，读给农民群众和全体职工听，反复解释，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并要求“今年冬季，必须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一个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严禁干部压制民主，打击报复。”“通过整风整社运动改造落后地方和落后社队，纯洁公社各级领导机构，纯洁农村党的组织，进一步发挥农村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核心作用。”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21]。
196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中共信陽地委於1960年12月召開會議檢查工作，並向中共中央、中南局、河南省委報告説「信陽事件的性質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提出「要像土改一樣大搞整風運動，進行民主革命補課。」[17]:503”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地区，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留张树藩和纪委书记邱进敏二人，其余7人撤职审查。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夺取了各县、市和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权，清理阶级队伍。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整风整社问题。1960年12月31日，毛泽东在信阳地委向河南省委并中共中央汇报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情况报告上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即“共产风”一直没有纠正，严重地破坏农村生产力的社队）都应照此执行”。即全国三类社的整风整社运动都要以民主革命补课的形式开展，这就是“信阳经验”。中央肯定信陽地委的報告，要求全國三類社隊都應照此執行[17]:503。
1961年1月1日中共中央把信阳地委报告批准给与会人员。196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把三类社分为3种情况，其中“被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篡夺”了的社队的整顿，“主要依靠上级派去的工作团，经过深入群众、扎根串连，挑选一批真正贫农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同时吸收原有组织中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参加，组成贫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整风整社，并且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领导生产，安排生活。”[22]由此，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推向全国。
1963年全国开始了“四清”运动。西北局提出了“西北民主革命不彻底”的论断。
1964年8至9月，西北局在银川召开了陕甘宁青四省区民主革命补课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西北民主革命不彻底,宁夏很不彻底”,“群众继续遭受着压迫和剥削”。随后,宁夏区党委发出“必须以彻底革命的精神完成民主革命的补课任务”的通知。[23]1964年《西北建设》杂志第八十四期专门刊载了《关于陕甘宁青四省区民主革命补课工作座谈会的报告》。9月18日，中共中央《關於印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的通知》：「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地區，都必須認真地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工作，在土地改革時漏劃的地主、富農，必須清查出來。」[17]:503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覆查民主革命補課工作，平反錯誤補劃的地主、富農成分[17]:503。
参见 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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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树杰：“谈中宁事件”，《宁夏文史资料》第2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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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陕甘宁青四省区民主革命补课工作座谈会”词条，《宁夏百科全书》，宁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