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對「歷史人類學」的認識和定義頗有分歧，歷史人類學是否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在國際人類學界也是有爭議的[1]:33-34。有學者認為，歷史人類學是人類學最新的發展趨勢和結果；有學者認為，歷史人類學不過是某種形式的歷史學，是西方「新史學」的一部份；有學者認為，歷史人類學既不是人類學也不是歷史學，而是結合了二者的一種新學科或新的研究領域。有學者認為，歷史人類學不是獨立的學科或研究領域，而是一種研究「途徑」（approach），既屬於歷史學的範疇，也可以劃入人類學的版圖，代表著歷史學和人類學的合流[2]:367-368。法國的歷史人類學，有的是指歷史學家對於民族志方法的運用，有的是指近代史的人類學，有的是指結構—心態史（英语：History of mentalities）。王銘銘認為，歷史人類學是「具有歷史意味」的人類學研究[3]:10、4，其做法是「將觀念、心態、經驗、過程等放在歷史中思索」，王斯福（英语：Stephan Feuchtwang）則認為，這些追查民間宗教歷史的所謂「歷史人類學」，其實只是「人類學的史學」或「帶有人類學關懷的史學」[3]:1-2。
為了在歷史學裏增添新視野，豐富其自身的內涵，許多歷史學家都談論歷史人類學[3]:1。在西方學術界，許多史家（以及部份人類學家）都將人類學視為歷史學的一部份或一個旁支。從1960年代開始，法國年鑑學派開始與人類學頻密對話，1974年，其刊物《經濟、社會與文化年鑑》（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推出「歷史學與人類學」專號，有些學者宣稱，法國史學正朝著文化人類學的方向發展；1978年，比爾吉埃爾（法语：André Burguière）以「歷史人類學」為題，撰文界定這個新的研究動向。當時受到史家注目的人類學家，有早期的牟斯、馬林諾夫斯基、當時如日中天的李維·史陀，以及新興的象徵人類學學者。年鑑學派的第三代學者，以及其他國家的一些史家都與人類學家展開互動而開創新局面[2]:373-374。1970年代以後，和人類學結合成為西方史學發展的一大趨勢。有些期刊，像《民族史》、《社會與歷史比較研究（英语：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跨學科歷史期刊（英语：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和《歷史與人類學》（History and Anthropology）等，成為歷史學家與人類學家發表論文的共同園地[2]:375、369。
從1960年代開始，「歷史人類學」一詞出現於人類學和歷史學的著作中，到1980年代之後更為常見，有些大學甚至設立了歷史人類學系，如日本的筑波大學[2]:367-368。有學者指出，1960年代末以來，歷史人類學這說法，漸漸在西方學術界得到了正式認可[3]:3，愈來愈多人類學家投身歷史人類學研究[2]:372；也有學者認為，歷史人類學是在1981年馬歇爾·薩林斯寫出《歷史的隱喻與神秘的真實》（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一書後才奠定基礎，自1980年代開始發展[1]:15、13。歷史人類學的發展過程中，重大突破及重要成就不多，經典之作，有薩林斯《歷史的隱喻與神秘的真實》、米高·陶西格（英语：Michael Taussig）《薩滿信仰、殖民主義與野人：一個有關恐懼與治療的研究》（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A Study in Terror and Healing，1987）[1]:34、艾瑞克·沃爾夫《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英语：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1982）、傑克·古迪（英语：Jack Goody）《花朵的文化》（The Culture of Flowers，1993）[2]:372。
課題编辑
歷史人類學是多元多樣的，包含好幾種不同的風格與類型。馬歇爾·薩林斯認為，歷史人類學不等於隨便描述變遷，而是要考察在變遷當中文化所起的持續作用，注重各文化世代相傳的思維方式如何影響變遷的方式[3]:3。歷史人類學的主要課題，是「文化界定歷史」和「歷史性（英语：historicity）」[1]:23、33。薩林斯有關庫克船長的研究，提出「歷史是由文化所界定」的看法，「事件」必須由文化分類所界定，而不是歷史學所認定的：歷史事件是獨一無二，有特定的時、空、人、事。「事件」一定是在實踐過程中會致原來分類系統的轉變——可以再生產原來的文化分類，同時轉換了原來的分類或文化秩序——具備這種轉換過程的事情才算是事件。並不是所有人的活動都是「實踐」，「實踐」必然涉及文化的價值。薩林斯是以文化的視野來看歷史，強調文化如何制約歷史，突顯文化如何在歷史中繁衍自己。換言之，他確立了「文化界定歷史」的立場[1]:15、21-22。1985年，薩林斯發表〈他者的時間與他者的習俗〉（"Other Times and Other Customs"）一文，比較玻里尼西亞的斐濟人和新西蘭的毛利人，因其文化秩序的不同，各別發展出「英雄式的歷史」與「神話實踐的歷史」，以進一步說明「文化界定歷史」的意義[1]:23-24。
1990年，大貫惠美子在《時間中的文化：人類學的探討》（Culture Through Time: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一書的導論中，將「歷史性（英语：historicity）」的概念更系統化而與文化結合，使其成為歷史人類學探討「文化界定歷史」的主要架構；歷史性是指歷史意識，是一個文化得以經驗及瞭解歷史的模式化方式，包含多樣的歷史再現。由歷史性來探討歷史人類學課題，最終的關懷還是文化本身[1]:25-26。歷史人類學也探討「歷史文類」。每個文化往往以其獨特方式來表達其歷史經驗，因而突顯各自的文化特色。1987年，米高·陶西格（英语：Michael Taussig）對哥倫比亞印地安人的研究，呈現當地人所關心以及所要表達的歷史經驗，即歷史人類學所說的歷史意識與再現。歷史人類學有關歷史再現的問題，如同文學作品的文類問題一樣，可因各文化的特色，考慮其獨特的經驗與再現方式，因而能突顯該文化更深一層的特色[1]:2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