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弗魯丁·普拉維拉內加拉
沙弗魯丁·普拉維拉內加拉[a]（印尼語：Sjafruddin Prawiranegara，或拼作Syafruddin Prawiranegara；1911年2月28日—1989年2月15日），已故印度尼西亞（印尼）政治人物、經濟學家、宗教思想家，擁有萬丹族和米南加保族的血統，穆斯林，先後擔任中央國民委員會委員（相當於後來的國會議員）、财政部长、經濟部長等公職，並於1948年12月至1949年7月蘇卡諾、穆罕默德·哈达等革命領袖被荷蘭人拘禁期間擔任印尼共和國的政府首腦。他在1956年參加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革命政府，對抗印尼當局，事敗後沒有再擔任過內閣職務，卻沒有就此退出政治舞台，還曾經在1980年代初抗議蘇哈托政府的所作所為。
| 法学硕士 沙弗魯丁·普拉維拉內加拉 Syafruddin Prawiranegara | |
|---|---|
|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緊急政府主席 | |
| 任期 1948年12月19日—1949年7月13日 | |
| 前任 | 蘇卡諾（總統） |
| 继任 | 蘇卡諾（總統） |
|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财政部长 | |
| 任期 1946年10月2日—1947年6月26日 | |
| 总统 | 蘇卡諾 |
| 前任 | 蘇拉赫曼·佐克羅阿迪蘇爾約 |
| 继任 | 亞歷山大·安德烈斯·馬拉米斯 |
| 任期 1950年9月6日—1951年4月27日 | |
| 总统 | 蘇卡諾 |
| 前任 | 盧克曼·哈金 |
| 继任 | 優素福·維比索諾 |
| 第4任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經濟部長 | |
| 任期 1948年1月29日—1949年8月4日 | |
| 总统 | 蘇卡諾 |
| 前任 | 阿德南·卡保·加尼 |
| 继任 | 依納爵·約瑟夫·卡西莫·亨德羅瓦希奧諾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911年2月28日 荷屬東印度西爪哇省萬丹府西冷縣安雅基突爾 |
| 逝世 | 1989年2月15日（77歲） 印尼雅加达 |
| 政党 | 馬斯友美黨 |
| 配偶 | 東姑·哈莉瑪·謝哈布丁·普拉維拉內加拉 |
| 宗教信仰 | 伊斯蘭教 |
生平 编辑
早年生涯 编辑
沙弗魯丁在1911年2月28日生於荷屬東印度西爪哇省萬丹府西冷縣安雅基突爾（今屬萬丹省），父親是萬丹族人，母親擁有萬丹族和米南加保族的血統。1931年從普通中學畢業以後，他本來想前往荷蘭萊頓升學，不過由於家人負擔不起到荷蘭升學的學費，所以他在1931年改而前往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升學，並於1939年9月考獲法学硕士學位。[1]
他曾經在1939年至1940年期間為民族主義政治家蘇塔佐·卡托哈迪庫蘇莫有份資助的期刊《東方之星》擔任編輯。相比起雜誌社的立場，沙弗魯丁的民族主義情緒要強烈的多——他只願意在1940年加入荷蘭殖民政府的財政署，而不願意加入城市衛隊（Stadwacht）。日軍佔領東印度群島之後，沙弗魯丁繼續以稅務督察的身分留在財政署。[2]
從政生涯 编辑
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獨立後，沙弗魯丁在8月24日就任印度尼西亞中央國民委員會委員（相當於後來的國會議員），並於一年後加入馬斯友美黨，負責出版黨刊《我們的政治和革命》。他的政治觀念揉合了宗教色彩和社會主義，所以蘇丹·夏赫里爾在1946年3月12日組織第二次內閣的時候，安排他出任財政部初級部長，直至1947年6月27日任滿為止。隨後夏赫里爾在同年10月2日委任沙弗魯丁擔任财政部长，至1947年6月27日卸任。他也在1948年1月至1949年12月穆罕默德·哈達擔任總理期間擔任同一個職務。[3]
抵抗荷蘭人的鬥爭只是局限在爪哇島和蘇門答臘島，而且爪哇島的革命軍連聲報捷，不過對革命領袖來說，爪哇島的形勢也在同時變得越來越凶險。為了防患未然，哈達授權身在蘇門答臘島中部的革命領袖在有需要的時候就地重建印尼共和國的政府機關，以免荷軍佔領印尼共和國的臨時首都——日惹，造成管治真空。由於哈達需要返回爪哇，參加聯合國主導的和平談判，所以他安排沙弗魯丁擔任候任總理。荷軍拘禁蘇卡諾、哈達等人之後，沙弗魯丁在西苏门答腊省就任緊急正副主席，並利用電台廣播和爪哇島僅餘的民族主義者聯絡，組織抵抗荷蘭人的鬥爭。他在這個崗位上成功維持印尼共和國的抵抗力，直至荷蘭人釋放蘇卡諾、哈達為止。[3]
印尼完全脫離荷蘭統治之後，沙弗魯丁繼續在穆罕默德·納席爾的內閣擔任財政部長，直至1951年3月20日為止。隨後政府委任他擔任印度尼西亚银行行長，至1957年免職。[4]
參加叛亂 编辑
沙弗魯丁在1957年開始跟蘇卡諾總統發生衝突，原因是他既反對蘇卡諾把荷蘭資本收歸國有的決定，也反對蘇卡諾推行有領導的民主體制。他在1958年1月15日致信蘇卡諾，呼籲對方按照憲法的規定統治國家，把兩人之間的衝突推向高潮。當時沙弗魯丁正在南苏门答腊省巨港市和叛軍的首領R·巴里安（R. Barlian）談判。[4]
蘇卡諾知道沙弗魯丁跟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革命政府過從甚密之後，便免去他的印度尼西亞銀行行長職務。沙弗魯丁不像其他參加叛軍的人士那樣肆意妄為，並以戰略理由反對叛軍在1958年2月10日發出的最後通牒（內容是要求朱安達·卡塔維查亞解散內閣，並推舉哈達和日惹蘇丹哈孟库布沃诺九世擔任政府首腦）。之後叛軍在2月15日安排沙弗魯丁擔任革命政府的總理，因此他在獨立戰爭時期（1945年－1949年）和擔任印度尼西亞銀行行長期間（1951年－1958年）在印尼盾鈔票上留下的簽名也出現在叛軍發行的鈔票上。不過，他並不同意叛軍把蘇門答臘從印尼分裂出去，自成一國的計劃，而是認為他們的行動是一次維護印尼領土完整的反極權運動。叛變失敗後，他在1961年8月25日向國民軍投降。雖然印尼政府已經在1961年頒令特赦沙弗魯丁[5]，不過被捕後，沙弗魯丁一直在監獄服刑，直至1966年7月26日才重獲自由。[6]
晚年生涯 编辑
出獄後，沙弗魯丁偏好以宗教表現自我，在講道的時候，他會批評蘇哈托治下的貪污現象。他在1980年領導五十人請願書運動，並於1983年7月致信蘇哈托，反對政府制定法案，要求所有政團必須把建国五项原则列為唯一的指導思想——他特別反對政府要求宗教政黨服從建国五项原则的作法[7]。於是蘇哈托禁止沙弗魯丁離開印尼，除非他要到外國接受治療[8]。沙弗魯丁在1989年2月15日心臟病發逝世[1]。
個人生活 编辑
他在1941年1月31日迎娶米南加保地區帕迦鲁荣（Pagaruyung）王室的後人、萬隆市布阿巴度鎮鎮長的女兒東姑·哈莉瑪（Tengku Halimah，東姑的意思是王女）為妻[1]。
備註 编辑
腳註 编辑
- ^ 1.0 1.1 1.2 Kahin 1989，第101頁.
- ^ Kahin 1989，第101–102頁.
- ^ 3.0 3.1 Kahin 1989，第102頁.
- ^ 4.0 4.1 Kahin 1989，第103頁.
- ^ Thie 2003，第76頁.
- ^ Kahin 1989，第104頁.
- ^ Bourchier & Hadiz 2003，第144頁.
- ^ Kahin 1989，第105頁.
參考資料 编辑
- Bourchier, David; Hadiz, Vedi R. Indone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A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018-11-10]. ISBN 978-0-415-23750-5. （原始内容于2021-11-14）.
- Kahin, George McT. In Memoriam: Sjafruddin Prawiranegara (1911–1989). Indonesia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October 1989, 48: 101–106. ISSN 0019-7289.
- Thie, Kian Wie. Recollections: The Indonesian Economy, 1950s–1990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3 [2018-11-10]. ISBN 978-981-230-174-1. （原始内容于2021-11-14）.
延伸閱讀 编辑
- Rosidi, Ajip. Mengenang Hidup Orang Lain: Sejumlah Obituari. Jakarta: Kepustakaan Populer Gramedia. 2010 [2018-11-10]. ISBN 978-979-9102-22-5. （原始内容于2017-02-15） （印度尼西亚语）.
- Soesastro, Hadi. 1966–1982 : Paruh Pertama Ekonomi Orde Baru. Pemikiran dan Permasalahan Ekonomi di Indonesia dalam Setengah Abad Terakhir 3. Jakarta: Kanisius. 2005. ISBN 978-979-21-1196-5 （印度尼西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