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韻珂
劉韻珂（1792年－1864年），字玉坡，號荷樵，又號廉訪，山东汶上人，清朝政治人物，拔贡出身。
道光十八年（1838年）六月初十，由浙江按察使调任廣西按察使。同年，升任四川布政使[1]。道光廿七年五月十二日（1847年6月24日），時任閩浙總督的劉韻珂與部屬淡水同知曹士桂、鹿港同知史密、臺灣北路協副將葉長春等人前往臺灣水沙連（日月潭附近）一帶視察[2]。此行經歷，記載在曹士桂《宦海日記》之中[2]。劉韻珂一行人抵達水沙連時受到當地原住民盛情接待，搭乘「蟒甲」（即獨木舟）遊日月潭[2]。此外劉韻珂等人還在當地處理漢人與平埔族群私墾的問題，將新到的漢人私墾者驅逐，而過去埔里社招來的「熟番」後代則允許留下生活[註 1]，新來的則在秋收後返回原來住處[2]。五月十七日（1847年6月29日），劉韻珂受理眉社頭目改努報案，原來有徐贛棋私墾侵佔土地，並拆屋掘墓毀屍，並屢次凌虐改努[2]。之後徐贛棋被捕，次日就被斬首示眾[2]。此行埔里六社原住民向劉韻珂等官員表示願歸化成「熟番」，而他們之所以要歸化，是因為過去招來的平埔族群壯大後，反過來欺壓他們，因此希望歸化並能得到官府保護[2]。劉韻珂一行人認為若不設官管理水沙連的開墾事宜，除埔里六社日後可能非死即遷，日後私墾者也可能會作亂反抗官府管理[2]。日後劉韻珂向朝廷上〈奏勘番地疏〉，但其開墾水沙連一地的意見未被採納[2]。
在各省的督抚大员中,刘韵珂可视作特例｡他不是翰林,不是进士,甚至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生,勉勉强强也算是正途出身｡他不是亲贵,不是满人,史籍上未留下其祖先的记载,想来不过是平常人家｡在讲究学历､讲究门第的道光朝,刘韵珂以七品小京官分发刑部见习,至1826年正式补缺,居然由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拾级而上,1840年8月,替代倒霉的乌尔恭额,出为浙江巡抚｡在这短短的14年中,还包括丁父忧在家守制3年｡
刘韵珂在仕途上一路搭快车,靠的不是机遇,而是其特有的办事处世的方式:一､办事结实;二､为人乖巧｡前者与道光帝的为政宗旨榫合,后者又使他在官场上极有人缘｡
比如,钦差大臣伊里布､裕谦先后驻扎镇海,但对该地防御似乎并不经意｡刘韵珂身为浙抚,自觉有责,并不因为其上有钦差大臣专防而放弃责任,便数度前往劝说,并操劳其事｡事竣之后,他并不张扬,而是将劳绩归于伊､裕,上奏时只是淡淡地说一句“其应添工程由伊里布另行奏报”､“嗣经钦差大臣裕谦饬令”｡他的这种做法,自然讨长官们欢喜,但在奏折中淡淡的话语,又约约露出背后的潜台词,似乎在含蓄地提示道光帝:他是出力者｡
在鸦片战争中,刘韵珂顶多是个二流角色｡他虽为战事最为纷繁的浙江省最高军政长官,但在他之上,先后有三位钦差(伊里布､裕谦､耆英)和一位将军(奕经)｡他并没有真正当家｡他之所以能引人注目,在于他的主“抚”言论｡可是,在战争之初,他又是一个地道的不打折扣的主“剿”官员｡
1840年底,刘韵珂从四川赶赴浙江新任时,打定主意要与“逆夷”血战一场｡而看到此时主持浙江军务的伊里布的举措,从本能上反感｡当接到伊里布关于浙江停战的信函后,他全然不信,自行另派密探潜往英军占据的定海,搜集情报,并得出结论:英军将久据定海,伊里布､琦善的“抚夷”举措必然失败｡于是,他将情报上奏道光帝,另对伊､琦稍露微词,绵里藏针｡他自知凭其地位,不可能劝说伊､琦,便借助道光帝的神威,抑制伊､琦｡道光帝果然下旨｡伊里布对此不满,两次上奏反讥刘“探闻所未尽”､“尚有不实不尽之处”,自称其驻扎镇海,较之“见闻更切,探访更真”｡刘韵珂也并不就此撒手,反与颜伯焘联名上奏,称伊里布“纵能振发有方,而襄赞商筹,究形寡助”,要求派林则徐､邓廷桢来浙,“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应攻剿事宜”,并授之专折上奏权,以不受伊里布的控制｡
在琦善､伊里布主持“抚夷”事务时期,在林则徐､邓廷桢下台后不久,刘韵珂的这番言论举止自有耀眼的景色｡英方对此也十分注意｡1841年2月出版的《中国丛报》对此评论道:“在新任巡抚刘韵珂的管辖下,舟山的局势已经恶化”;刘韵珂促发的圣旨,“实质上已取消了11月17日谕旨中宣布的停战令”｡
裕谦主浙后,两人旨趣相投,配合默契｡刘韵珂热心参与定海､镇海的防御工程建设｡裕谦称刘“爱民如子,驭兵有术”｡
林则徐以四品卿衔奉旨到浙后,刘韵珂更是与之朝夕相处｡据林则徐日记,其在浙35天,仅5天两人未谋面,其中有两天是因为刘前往定海无法见面｡林则徐后来发配新疆,刘亦往寓所送行｡
正当一切如愿,刘韵珂踌躇满志之际,1841年10月,英军连陷定海､镇海､宁波,三总兵战死,裕谦自杀｡刘韵珂闻之如遇晴天霹雳,惊骇失色｡定海､镇海防御工程是他所能设想和营造的最坚固的工事,裕谦等人又是他所遇到的最出色的官员,如果连这些都不足以抵挡“逆夷”的凶焰,那么还能指望什么?不愿接受现实却不能因之不承认现实｡惊骇之后是深思｡主“剿”的热情因前线的败绩而消退｡于是,他在奏折上写了一段意思明确但用语含混的话:
伏查自古制驭外夷之法,惟战､守､抚三端,今战､守不利,抚又不可､臣梼昧庸材,实属束手无策｡
未久,他奉到发琦善至浙江效力的谕旨,以为道光帝的态度发生变化,连忙于1842年10月30日出奏,要求将伊里布发往浙江“效力赎罪”｡
启用伊里布的建议,被道光帝严词驳回;而道光帝派来的扬威将军,只闻在苏州欢娱｡宁波城内英军,屡屡放风欲攻杭州｡刘韵珂无兵无将更无退敌良方,只觉得面前的一切无比凶险｡他虽在杭州苦心经营,但其防御措施连自己都不相信:在城内各巷口设立木栅栏,用民人一名守栅,营兵一名副之,昼以帜,夜以灯,鸣锣击梆……种种举措,与其说是御敌,不如说是靖民｡可在人心浮动的杭州,却也制止了慌乱中乘机抢夺之风,因而民众拥戴,官声飞扬｡他似乎已想到了死｡奏折中称言:若战守不利,“臣只能捐一身以报君父生成之德,不能以一手而挽万众涣散之心”｡在情绪败坏到极点之时,邻省江苏巡抚梁章钜因病去职,又使之暗生羡意｡于是,他又于1842年1月29日具折,声称自己在四川任内便患有风痹,到浙后因军务繁重,致使“舌麻日甚,右腰塌陷一穴,且右耳闭塞,诸事健忘”｡他祈望道光帝也能将其开缺,至少给假调理,在大厦将倾之际获一退身保全之机｡可是,局势败坏到如此田地,道光帝无意也无法换人,仅是朱批嘉语相慰｡
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来的扬威将军奕经,终于在1842年2月下旬领兵前往曹娥江前线,刘韵珂惊魂稍定｡可20天后,这位颟顸的统帅兵败浙东仓惶夜奔杭州｡刘韵珂再次跌落谷底,伤透了心,也拉下了脸,下令仅放奕经一人入城,而坚拒其部众于城外｡他后来说明的理由是,一怕溃兵扰城,二怕英军尾至｡
到了此时,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一切希望都破碎了｡刘韵珂思想深处间或尚存的那一点点战意,也被扫荡得干干净净｡他一反平日乖巧的习气,不顾可能会忤逆圣意,于1842年3月21日上了一道有名的“十可虑”奏折｡在该折的夹片中,再次请求启用伊里布｡这位曾被他伤害过的老长官,此时在他笔下又被描述为:“公忠体国,并无急功近名之心,臣生平所见者,止此一人｡”
从奏用林则徐,到奏用伊里布,刘韵珂的思想整整转了180度｡
在今天许多人的眼光中,由主“剿”转向主“抚”,无疑是一种倒退｡但从刘韵珂这一实例上,我们却可清楚地看出其思想深化的进展｡先前极力主“剿”,乃是失之于盲目,此时倾心“抚”议,却是着眼于现实｡
在琦善､伊里布被斥革后,“抚”议已寝息一年,“剿”意沸腾｡在这种情势下再倡“抚”议,颇有风险,且不论圣意如何,即是言路上的谤论也让人受不了｡刘韵珂不愧为是一位官场中的高手,他没有正面提出“抚”,反而在“剿”字上作文章,称战争若继续进行,有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本来,只要证明了“剿”之不可行,“抚”也就理所当然了｡
让我们分析一下刘韵珂的“十可虑”｡
其一曰:浙江清军两遭挫衄,锐气全消,势难复振｡
其二曰:续调西北劲卒,距浙窎远,缓不济急｡
其三曰:英军火器猛烈异常,无可抵御｡
其四曰:英军并非不善陆战｡
其五曰:清军即便在陆上幸胜,英军登舟遁去,清军只能“望洋兴叹”｡
其六曰:英军以小惠结民心,彼此相安,民众“转以大兵进剿为虑,是民间鲜有同仇敌忾之心”｡
其七曰:“大兵屡败,敌骄我馁,不唯攻剿綦难,防守亦极为不易｡”
其八曰:浙江漕粮,多未完竣,“且有收不及半之处”,“皆由逆氛未竣”｡
其九曰:浙江去年雪灾,杭､湖､绍等府“匪徒聚众抢掠,势甚鸱张”｡虽由“猝被雪灾而起,实则因该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顾,故遂藐法逞凶”｡“当此人心震扰之时,难保不潜相煽惑,散而复聚｡况上年雪灾之后,春花多未布种,现在米麦蔬菜,价日增昂,小民度日维艰,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复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
这番话说到了道光帝内心的病处｡官民对立,形同水火,清王朝内部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自然灾害,物价上涨……任何小小的火星,都有可能燃成燎原大火｡十多年后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全国内战,证明了这一点｡而此时湖北钟人杰为首的民众造反,又提示了这一点｡刘韵珂于此格外留心｡先是在镇海､宁波失陷后,他一面请派援军,一面要求将裕谦生前在河南､安徽等处招募的乡勇5000名退回｡他奏曰:
招募邻省乡勇,必须本省有精兵劲旅,控制铃束,庶可收该乡勇协助之力,而不致为非现在本省已有土匪抢掠滋事,民心摇动,弹压颇为不易,倘再招集邻省凶徒,则引盗入室,必将勾结贻患,为益甚微,为害甚大｡
道光帝十分赞赏他的敏锐性,朱批曰:“所见大有深意,朕未见到｡”浙东反攻失败后,刘韵珂又饬令地方官将溃散雇勇的兵器收缴,以防持械滋事｡又恐浙江未能收齐,移咨苏､皖､豫､鲁等省巡抚“一体巡查”,“以免事端”｡
刘韵珂对雇勇滋事的恐惧甚于正肆虐于浙东的英军,正是出于对王朝命运深层次考虑｡以割地､赔款､通商[3]为目的的英军,并无灭清之意;而一旦民众造反,将是皇冠落地｡清朝统治者们尽管在诸多事务上糊涂昏聩,但在这一根本大计上十分清醒｡刘韵珂是将此两件事联系到一起考虑的第一人｡“不逞之徒乘机而起”一语,是对道光帝乃至整个统治集团的提醒,也是对他们施加的最有效的压力｡
从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刘韵珂此论完全错误;但若从王朝利益的角度来判别,又当别作他论｡
其十曰:七省防费甚钜,“糜饷劳师,伊于胡底?”
战争须以金钱为其后盾｡再锋利的刺刀,若抽去作为中坚的军费,即刻软如灯芯草｡战争期间,最使道光帝心烦意乱的,恐怕还是军费问题｡
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究竟花了多少钱,至今尚无准确的统计｡就我所见的档案,只查到下列八省的报销数字:
浙江7480521两;江西224016两;广东6244760两;四川167370两;江苏1302400两;陕西115851两;湖北333567两;广西90720两。
以上八省,共计1637万两｡当然,实际开支要比报销数字更大,因为江苏､浙江两省的报销数字中并未包括该省捐输银钱(可不列入报销),而据我见到的远非完整的材料,浙江､江苏两省捐输银达476万两,钱达85万串｡
刘韵珂的“十可虑”,是整个战争期间少有的能面对现实条分缕析的文件｡他所提出的“深可焦虑”的十项,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或现实存在的隐患｡对此,不仅他本人为之莫解,清王朝也无人可为之解｡今天的历史学家在研究鸦片战争时,应当正视这些问题｡
註釋
延伸阅读
[编]
參考文獻
3.《天朝的崩潰 :鸦片战争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