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中國近代思想家鄭觀應的重要著作，於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正式出版，版本多達二十。書中封面題：“首為商戰鼓與呼”，內容包括了建設現代國家和解決當日危難的所有問題。[1]其內容明確提出仿照西方國家法律，設立議院，實行君主立憲，指出國弱民窮根源乃在於專制政治。[2]
鄭觀應自隱居澳門後，致力擴編1873年完成的《救世揭要》和1880年的《易言》，結果於光緒十八年（1892年）完成深具影響力的《盛世危言》。其後，鄭觀應按當時中國的形勢變化，一再增補內容。因應中日甲午戰爭和義和團運動時期的形勢，8卷本的《盛世危言增訂新編》於光緒二十六年編成。該著作被重印20餘次，乃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書。
文本 编辑
現今最具權威性和代表性的《盛世危言》文本，分別是光緒二十年（1894年）的5卷本、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的14卷本《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和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的8卷本《盛世危言增訂新編》[3]。近代，研究鄭觀應的專家夏東元教授所編的《鄭觀應集》，當中《盛世危言》文本乃其上三個權威性版本之綜合本，共115篇文章。而最早的《盛世危言》5卷本包括57篇文章，其標題分別如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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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编辑
《盛世危言》問世之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一觸即發之時，國內的民族危機感極重，該書出版後隨即轟動社會及以極快的速度傳播。據說《盛世危言》亦曾呈給光緒帝，光緒帝下旨「飭總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閱看」。該著作被當時人稱為「醫國之靈柩金匱」，推動洋務運動的張之洞亦評“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5]由此，可窺見該書對治理國家之價值。《盛世危言》乃中日甲午戰爭前著名的政治改良論著。
除清朝社會外，著作對其後的社會亦產生廣泛影響。《盛世危言》的出版，其中對清末的維新派和革命派具承先啟後的作用，亦為1898年開始的百日維新奠下重要根基。蔡元培於《蔡元培年譜》評價該書:“以西制為質，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發揮之。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受鄭觀應和《盛世危言》影響的著名人士，其中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等。《西行漫記》記述毛澤東在1936年曾回憶自己青年時閱讀該書的感想：「這本書我非常喜歡。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義學者，以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輪船。」實際上，《盛世危言》所提出的革新觀念和「以商立國」的商戰理論，對中國近代思想史及商業發展起了深遠的影響。
相關條目 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外部連結 编辑
- 盛世危言 郑观应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CCTV-10)《探索·发现 》
- ，招商局史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