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历史 编辑
1931年5月1日至3日，在托洛茨基及国际左翼反对派建议下，无产者社、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十月社和战斗社等4个中国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了托派中央委员会。选举的结果是：“无产者社”当选三人，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我们的话社”当选二人，为陈亦谋、区芳。“十月社”当选四人，为王文元、宋逢春、罗汉、濮德治。“战斗社”没有人当选。大会闭幕后，接着就开第一次执委会。执委会产生了陈独秀、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组成的常委会。又选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宋逢春五人任“党报委员会”。最后公推陈独秀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书记兼报委书记。陈亦谋、濮德治负责管组织工作，彭述之、郑超麟负责宣传工作。
“无产者社”四大金刚之一马玉夫因为没能当选“中执委”，而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告发。马玉夫知道“统一大会”的地址，又知道郑超麟、何资深的地址，但不知道陈独秀、彭述之的住址，所以这次破获，陈独秀、彭述之得以幸免。这次被逮捕的人：郑超麟和他的妻子刘静贞，何资深和他的妻子张以森，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治、江常师、楼国华，还有住在“统一大会”的大连路的工人王茨槐全家。这一批人先拘押在巡捕房，经过草率审讯，除刘静贞、张以森和工人王茨槐全家押了几周被释放，其余一概引渡到国民党上海警察局拘押月余，又解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受军法审判，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郑超麟徒刑十五年，何资深十二年，陈亦谋、宋逢春、王文元、江常师、楼国华各六年，濮德治因马玉夫认不得，判了两年半。全案人犯押解在漕河泾监狱执行徒刑。这次破获，托派九个执委被捕了五个，五个常委去掉四个。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区芳虽未被捕，但区芳杳如黄鹤，再无踪影；罗汉也隐姓埋名。陈、彭二人经过半年的努力，才勉强组成一个“临时常委”会，拒绝刘仁静、赵济等参加，认为他们未经大会选举，不合程序。拉罗世璠当临时常委，谢德盘任常委会秘书。濮德治、宋逢春二人先后因病保释出狱参加了常委会、每周开会一次，讨论的问题仍然是“国民会议”和逐步恢复组织。
1932年10月15日，特务黄某唆使从莫斯科中大回国当了特务的盖叔达、费克勤尾随濮德治，侦知托派常委开会的地址，巡捕逮捕了正在开每周例行的常委会的彭述之、濮德治、罗世璠、宋逢春4人连同房主谢德盘（谢少珊）；谢德盘未动刑就招供了，他作为常委秘书，知道陈独秀的住址与托派机关所在。陈独秀因病没有到会，当晚也被捕入狱。故这次破获把托派一网打尽，陈独秀、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罗世璠、彭道之、曾猛、何智琛、王平一、梁有光等全部被逮捕并于10月17日引渡到上海警察局，10月20日晨7点半陈独秀、彭述之解到南京军政部军法司，其余的解苏州监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陈彭案”。蒋介石电令把谢德盘送到正在指挥围剿红军的武汉行营，讯问陈独秀与红军有无关系，谢称没有关系，于是10月23日蒋批示“将全案人犯解法院审理”，10月26日上午10时押解到江宁法院看守所拘押候审。1932年12月31日，陈独秀一案10人（除去王晓春一人查无实据不予起诉外）被国民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官朱儁提起公诉。1933年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决“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13年，禠夺公权15年，王子平何阿芳帮助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五年，禠夺公权七年”等。濮德治、罗世璠、曾猛、宋逢春、何智琛各判徒刑五年，彭道之判刑二年半，王平一、梁有光宣判无罪。王平一出狱，又被特务抓去发表了一个反共宣言加入当局。接着宋逢春、曾猛、何智琛也发表反共宣言，投靠当局。而彭道之则病死在看守所。陈彭上诉后，最高法院刑庭1934年7月21日书面审终审宣判：“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八年，裁判确定前羁押日数，均以二日抵徒刑一日”。陈独秀等上诉结果是由判定15年改为8年，褫夺公权部分全部撤销。最后将陈独秀、彭述之、濮德治、罗世璠押送到南京老虎桥监狱执行徒刑。
1935年1月，托洛茨基派代表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来上海活动了一年多。召开代表会议。史朝生等人把“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抗战爆发后，根据“西安事变”中应允的“释放全部政治犯”，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彭述之、濮德治、罗世璠、郑超麟、王文元等两次被捕的托派都保释出狱。
1942年，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分裂成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和以王凡西（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国际主义派”。
1947年，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成立台湾支部，成员共9人。1948年上半年，台湾支部三名主要成员遭台湾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判处徒刑。[1]
1948年9月，以彭述之为首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多数派将其组织改组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产生了以彭述之为书记的中央机构，党员350人，不久彭述之等人避居香港，该党机关也随之迁移。1949年4月，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少数派也将其组织改组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举王凡西为书记，郑超麟等为中央委员，党员100余人，不久该党也将机关迁往香港。[2][3]